拓展大禹精神 弘扬为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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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大禹精神　弘扬为民文化――试论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程度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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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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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永 金 《水政水资源》杂志编辑部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时代大背景下，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武汉市旅游局、文化局、水务局决定联合举办“首届中国武汉大禹文化旅游节”，不仅对“打造江城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助推作用，而且对牢固树立现代治水理念、推进“人水和谐”的治水路线和弘扬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健全为民的政权体系，都有积极的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我祝愿这个“文化旅游节”愈办愈好。 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 “大禹治水”最早是口头流传下来的“传说”；至少是经几百年文字发明之后，才将口头传说用文字记载下来；但记的详略不同，版本很多。 在权威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大禹治水有这么一段文字：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姒姓，亦称大禹、夏禹、戎禹。一说名文命。鲧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据后人记载，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以后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传曾铸造九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代。（见《辞海》1979年版第200页）这段文字基本概括了传说的梗概，且简明扼要。 再要说得详细一点的版本很多。打开互联网，有关“大禹治水”的文本不下十数种；还有专著。我推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汉语史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许嘉璐主编、南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0年重印的五卷本《中华史画卷》中关于“大禹治水”的叙述：在唐尧时代，洪水漫天，无边无际，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四方部落首领向尧推荐了有崇氏首领鲧担任治水工作。鲧四处堵水，一连九年洪水不但未退，反而坑害了更多的百姓。舜代行天子大事后，在巡视全国时看到了百姓的痛苦与鲧的罪过，就把刚愎自用的鲧流放到羽山，让他死在那里。舜又了解到鲧的儿子禹在小范围内曾平定过水土，就任命他当了司空，主持水土工程。 禹，名叫文命，称夏后氏，是诸夏部族有崇氏人，所以《史记》推算他是黄帝的四世孙。他为人刚毅果敢，敏捷勤俭，诚实可亲，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他与涂山氏一位姑娘新婚只四天，接到舜的命令后便离家来到蒲阪，广泛征聚人徙，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先治理全国各条水道：该筑堤处筑堤，该疏浚处疏浚，使小河顺畅沟通大河，洪水有的注入湖泊，有的流入大海，土地露出来了，大地现出了绿色。他又组织人力治理全国各处山脉，该植树的植树，该铲平的铲平，该开通的开通。然后从冀州开始，顺着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的次序，治理九州大地，百姓陆续迁居平原地区，改良土壤，种植庄稼，确定赋税贡品。 禹治理全国水土，千辛万苦，历时13年，终于大功告成。这时中国的疆域，东边伸入大海，西边到达沙漠，帝舜就把青黑色玉圭赏赐给禹，天下太平大治。相传大禹治水时一年四季在外奔波，大腿掉了肉，脚上脱了毛，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住室简陋低矮，穿着单薄，吃得粗糙。大禹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在中华大地上奋斗不息。（见《中华史画卷》2000年重印本第一卷第25页） 具体说到武汉，因汉水中、上游，特别是丹江、唐白河，是黄帝、炎帝后人生息集居的中原地区，因而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活动区域；传说大禹接受舜的治水任务后，走遍全国，爬山越川，观察地势水情；当时大禹曾驻足汉阳大江边的龟山石矶上，观测水势，研究导汉疏江方略，消除了江汉地域的洪水灾害；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功德，古时龟山就叫大别山，山的东端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石矶就命名为禹功矶（据说此矶原来三面临水，后逐渐被泥沙掩埋变成现状）。据史志记载，从南宋起此矶石上便有了大禹庙，独祭大禹；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改大禹庙为“禹稷行宫”，在原来独祭大禹的基础上，又加后稷等18位先贤遗像，一同祭祀。现在的“行宫”建筑就是基本按清同治二年（1863年）重建的“禹稷行宫”全面修缮完成的。因而具有丰富而久远的文化内涵。 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程度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中华民族千古传颂，可谓妇幼皆知。但是，如果仅仅认为它是“神话传说”，人们就有虚无不实之感，对其“精神”也就只会是说说，而不会深入研究和大力宣扬。著名学者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后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就说过：“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见《中国通史简编》1954年修订本第一编第94页）。范老是一名学术权威，他的观点对人们是会有影响的；如果仍持有范老这类观念，那对大禹治水的研究与祭祀就不会被重视和展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揭示的古人类发展历史，我认为大禹治水应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因此，大禹治水很值得我们很好去研究，以正确肯定其历史功绩，拓展其治水过程中表现出的治水理念和为部落、为部落联盟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进而弘扬中华民族一贯倡导、赞颂的“为民”美德，为当今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主要的依据是： 一、传说不等于不真实，更不是“神话” 大禹治水最早是“传说”，因为故事发生在42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当时还没有文字，部落、氏族中发生的事，只能靠口头流传，不可能有文字记载；据考古发现，到距今4000年前我国才产生象形符号；到3600年前才见有殷代的“甲骨文”；这之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才可能开始由口传转变为有文字记载。约2500年前，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性汇编类书籍《尚书》（又称《书经》；相传最早由孔子编纂）中，就有了用文字记载大禹治水历史的《尧典》和《禹贡》等篇章；到2100多年前，司马迁写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在十二篇《本记》中第二篇《夏本记》全篇计约3000字，其中五分之三记的是大禹治水和划分九州的事，其余才是四百来年的夏王朝历史。还有《河渠书》中也有相关记载。现今的许多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章和专著，大多源自于此。 我说不能把大禹治水当作“神话”，还因为中外神话，大都不是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并往往借助神的力量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如西方《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故事说，上帝为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上帝在毁灭人类之前，托梦忠实信徒诺亚，带着他的家人和植物种子、雌雄动物上了方舟，逃避了洪水的灭顶之灾，繁衍了人类社会，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自己罪恶提供了先例；而中国的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用疏导的办法战胜了洪水、大禹留给人类的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在治水斗争中进一步将各个部落、民族凝聚形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或华夏）民族。所以，我国的大禹治水，完全不是“拟人化”的想象性的神话故事，完全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治水真实情节；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留下了大禹治水的遗迹和传说，十分真实可信。 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为大禹治水提供需要与可能 人类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300万年前湖北古猿的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 讲述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早期猿人进化的轨迹。此后的 170万年间，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由游牧到原始农业(定居)，由石器到骨质、铜质工具、饰品的使用，勾画了夏王朝以前，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的文明化进程。其间，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化石，代表着最早直立行走的人类；50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不仅学会了使用火，而且会制作简单石质工具；10万年前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人，已完成向智人的过渡；而到距今8000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养殖已经出现，渔猎、采撷已逐渐退居次位。到了大禹时代，已经掌握红铜冷锻和铸造技术。以上这一系列科学考古揭示出的历史，说明定居性的农业、养殖业需要安全的生存条件，提出了防治洪水的需要；而石质、铜质工具的使用，为大禹“疏”、“导”洪水提供了可能（请注意：“疏”和“导”洪水，不是要劈山炸石为河水开路，而主要是利用水流本身的动能开辟通畅的流路）。因而，这为出现“大禹治水”这段真实的历史，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它不是完全脱离现实、凭借想象而创作的“神话”。 三、大禹第141代孙――姒绍品仍在守护大禹陵 据传：大禹于公元前2277年出生于今四川省北川县，他在治水大功告成之后，从中原出发，东南巡视到古越人活动的地区浙江绍兴附近的茅山，在这儿传令四方诸侯，考核他们的政绩，于公元前2213年病逝在这里，享年64岁。后人为纪念他，将埋葬他的茅山改称“会稽山”（考核功绩的地方）。禹下葬上百年后，山下就出现了专门守护大禹墓地的“禹陵村”。 2001年８月３日《法制日报》发表了关捷写的“姒氏家族为大禹守陵四千年”的长篇报道，说：大禹的儿子姒启建立夏王朝之后，就创立了祭祀大禹的制度。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禹王生日之时，就举行纪念仪式，颂扬禹的功德。 禹陵村的村民从古至今全部为姒氏，千百年来一直以守陵为自己主要职责，很少与外界交往，致使血缘过于亲近，加上历朝历代的更替动乱，使家族的繁衍、村民的生活经历了难以诉说的磨难。直到公元十八世纪，姒氏族长才做出决定，除一部分人留下守陵外，其他族人可到外地谋发展；这才使不断衰败的家族获得兴旺的机会。据该报报道，如今，除禹陵村有400多姒氏后裔外，世界各地还有500多姒氏族人。 禹陵村有一本《姒氏世谱》，该谱经南宋龙图阁学士、著名文学家王十朋用皇家藏本修正过，是官本与民本合一的《姒氏世谱》，谱中记述了姒氏族人的兴衰与磨难。至今仍在为大禹陵守陵的姒绍品、姒大牛，就自称是大禹的第141代和第142代孙。这种情况，在众多神话中是不可能有的事。 以上，我们从几个最主要的方面论征了大禹治水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而不是凭想象编造出的神话。但话又说回来，它的确又是传说，既然开始几百年是靠口头流传的，没有比较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史实，这就难免加进讲述人想象和愿望的成分，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加以辨识，保留合理的、可能的事实和情节，淘汰那些臆想的、神化的成分，保持大禹治水故事美好可信的面貌，为学习、弘扬大禹治水精神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禹治水精神的几大亮点 任何抽象的、精神的东西，都要植根于具体的、物质的事实之中。体现某种精神的事实愈真实、愈生动感人，这种精神就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效仿。如果事实中想象的成份过多、甚至是脱离当时可能一味“拔高”，以致变成“神话”，那感召人的力度就会大大减弱，以致于只是口头上说说，而根本没有变成行动的力量。 由于大禹治水距今时隔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不能记载；而口头传说又难免众说纷纭，这给研究大禹治水精神增加极大难度。好在历代学者克服种种困难，补记下许多文史资料，又凭借大量的考古发现、散布全国各地的大禹治水遗迹、核查现今水系的山川水势及历史变迁，了解到大禹治水故事的基本梗概，因而也就可大致探索一些大禹治水的精神。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2002年10月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等单位主办、谢兴鹏著的《九州方圆话大禹》一书中，就专门有一章“大禹精神耀千秋”。他将“大禹精神”归结为五个方面，即：公而忘私、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勇于探索、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拨的创业精神；九州一家、共谋发展的民族大团结精神；谦虚谨慎、喜纳善言、艰苦朴素、勤政廉洁、严于律已、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当然，这些都是有其道理的。 但我还觉得当前我国热议的某些治水和政权建设理念，也能从大禹治水的历史中寻找到启示或渊源。 比如说，禹的父亲鲧堵水失败而遭责难；大禹治水成功，为人民谋了福利，因而千古传颂。大禹为什么成功呢？他一定是总结吸取了他父亲对洪水一味“湮”、“障”的经验教训；也可能广泛听取了部落群众和部落联盟头人们的意见；他定会爬山涉水观察山川水势，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对治水全局做到了心中有数，从而制定出“疏”和“导”的治水方略。我觉得“疏”和“导”这两个词十分准确地表达了大禹治水所采取的方法。当时的科技发展、生产力水平，至多能用石质和铜质工具，铁质工具是到春秋早、中期才有，更不可能有炸药，因而不可能劈山开河；凿龙门、劈三峡，只能是神话。由此可知，大禹采取的不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办法，而是顺其自然、给洪水出路的办法。这种思路，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在保护完善自然体系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萌芽么？ 因此，我们学习大禹精神，搞好新时期水利建设，首先就要有大禹治九州的全局精神，要做好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我们学习大禹精神，搞好新时期水利建设，就要像大禹那样尊重自然，努力按自然规律办事，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与方法，这样才能促进新时期的现代水利建设。 再如，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撤职或被处死，舜任命禹继续治水；禹不因父亲受到“处置”而生怨恨、寻求“报复”，而是认真吸取父辈治水失败的教训，认真改变治水思路，全身心地投入治水事业；大禹治水时期，还是部落时期，即使是部门联盟，也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活动，不仅仅是为自己部落；在治水的过程中，传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更体现了大禹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被我们民族的精英们所崇尚和倡导，如伟大诗人屈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大圣人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国志•魏书》有“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黄宗羲《原君》中有“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直至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党和国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理念，古今都是首尾相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为我们民族有如此久远、崇高而美好的精神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们学习大禹精神，开展新时期水利建设，不仅要客观上为民谋利，更要从主观上自觉地、主动地为人民的安危和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清正廉洁，一心为民。这样我们新时期的水利事业就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民定会自觉地维护与发展水利事业，我们的现代化的水利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永葆青春与活力。 此外，我觉得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为千古颂扬，还与大禹不畏险阻、艰苦奋斗，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等精神与品质分不开，没有这种品质与精神，这样大规模的、这么艰巨的治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与阐述中加以发挥和完善。 流传下来的大禹，不仅治理洪水有功，而且在大禹时代，还划九州、定税收；会诸部落、定贡品；观四时天象、定夏历；铸九鼎，造石质、木质、铜质工具，发展起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征“三苗”，俘虏大批战败族人，设“夏台”，囚禁犯人，导致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大禹逝世后，他禅让王位于益，但部族人敬仰禹的功绩，仍拥戴禹之子启为王，从而使尧、舜以来的禅让制变成了子承父位的世袭制，进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因此，开展大禹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内容，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不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对武汉开展大禹文化旅游节的建议 武汉地处汉江下游、长江中游两岸，正处两江交汇之地，是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区域，且有其治水活动遗址，今天举办大禹文化旅游节也顺理成章；至今，武汉市的防洪安全仍是全市稳定发展的第一要务，因此，开展以祭祀大禹治水为内容、以弘扬中华民族抗洪精神、打造独特江城水文化品牌为目的“大禹文化旅游节”活动，是适宜的、必要的。而且大禹文化旅游节安排在五一长假期间，不仅丰富了“五一黄金周”活动内容，而且是武汉长江进入汛期第一周，有利于推动群众和媒体，重视防洪，宣传防洪，有效地加强全市的防洪工作。 目前，在我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四川北川县（大禹出生故里），在我国东部沿海的浙江绍兴市（大禹仙逝安葬之所）和河南、山东、安徽等大禹治水的重要活动区域，以及在台湾、韩国、日本夏禹族人、华夏文化研究者，均已先后开展了研究大禹、祭祀大禹的活动；有的已形成制度和传统。武汉市地居长江中游、为中原重镇，现在开展纪念研究大禹的活动，可以起到连接东西、串联南北的作用。 鉴于武汉大禹文化旅游节今年是首届，所以本文特介绍大禹治水的可信版本；说明大禹治水虽是传说，但主要情节应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绝不是神话；同时肯定研究这一问题的难度和大禹治水基本事迹所体现出的重要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当前树立科学的治水理念、推进一切为人民的政权建设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而大禹治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精神值得拓展、弘扬；连续持久地开展武汉大禹文化旅游节大有可为。为此，特提出几点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将大禹文化旅游节纳入武汉市文化旅游建设整体规划 2004年初，武汉市召开宣传思想暨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市长李宪生勾画了武汉市未来五、六年内，将形成“两带、三城、九区”，构筑六大文化品牌的“文化富市”的宏大蓝图，这是令武汉市民兴奋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中还没有“大禹文化”。我想如果将龟山及南岸咀一带划作“大禹文化旅游区”，其中已建和将建的独具特色的建筑与即将于今年底建成的汉口龙王庙公园、武昌黄鹤楼遥相辉映，必将给“两江交汇、三镇鼎立、龟蛇相望、长桥飞虹、山水相映”的这种全国绝无仅有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增添更深厚的文化色彩。 二、扩建“禹稷行宫”，充实大禹治水及水文化展品 在武汉，可能很多人知道晴川阁、晴川饭店，而不知道禹功矶和禹稷行宫。而知道晴川阁的，也不一定会与大禹联系起来。而到了晴川阁，可看、可玩的也不多；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一次。因此，要持续开展“大禹文化旅游节”，就应该规划扩建“禹稷行宫”，增加展览面积、增添有关的展品，并建设一些与水有关的游乐项目（如整合汉江、长江边及汉阳莲花湖水上娱乐项目）；武汉是因水兴市、对水设防、靠水发展的大都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有可能，可在龟山边、汉水旁考虑争取水利部和湖北省支持，兴建水利博物馆或展览馆，扩张水文化展品，让其丰富多彩。 三、深入开展“大禹治水”和“水文化”研究 扩建“禹稷行宫”，扩充其展品，不是凭概念、凭空设想，要建立　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因此，建议武汉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武汉市水利学会等单位牵头，组织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省水利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禹治水和水文化的研究；有条件时还可成立专门的学术研究组织，加强与全国各地大禹研究机构、团体、个人的联系，用丰富、可靠的研究成果，充实、支撑大禹治水及水利博物馆或展览馆的展出。 四、调整城市相关布局，支持大禹文化旅游区发展 大禹文化旅游区现有的汉阳龟山电视塔、铁门关、洗马长街、晴川阁、晴川饭店、南岸咀广场、晴川桥、长江大桥、晴川游轮码头、莲花湖水上游乐城等已形成一定组合，为“大禹文化旅游区”的发展打下很好基础，但要支持大禹文化旅游区的发展，还要全面规划，做进一步调整，加强景点和服务设施建设，调整公交线路及轮渡、游轮布局等，务使武汉三镇的各主要地区都有直达或途经景区的交通；同时要加强宣传介绍，树立品牌，扩大知名度，这样才能更好促使大禹文化旅游节的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