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中毒”:不能说的秘密

liupengcheng204

“镉中毒”:不能说的秘密 对于这起“公案”的主角，大新县常屯村民来说，这是最无奈的困境——体检信息不仅是他们获知自身健康状况和对症医治的依据，也是诉讼和求偿的证据。而今，他们手持的那份自检报告不被“承认”，却又无从获知“真实的状况”。 在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看来，不管是组织体检的广西卫生厅（现广西卫生计生委）还是实施体检的广西省职业病防治院都有向常屯村民告知体检信息的义务。 “体检医院与村民缔结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应对村民告知检测信息；而政府不仅有行政义务公开检测结果，还应针对情况出具处理意见。”他对澎湃新闻说。 大新县政府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解释，重金属污染信息不能公开“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4月，中国首次土壤污染调查公报公布，镉污染是8种重金属污染中的最大头，超标点位达到7%。与此同时，镉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 然而，如此“普遍且有增加趋势的镉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状况至今仍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受访的多位镉污染研究人士也告诉澎湃新闻，这是“雷区”，即使他们在写论文时，也常把相关数据隐去，或模糊或匿名处理。 日本“痛痛病”事件被公认为研究镉污染和镉中毒的经典案例。陈能场告诉澎湃新闻，中国一些地区的镉污染水平与当年的日本相当，在非官方的资料中也出现了疑似“痛痛病”的案例，但“痛痛病”尚未被政府证实，疑似“镉中毒致死”的案例也未被确认。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尚琪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没有观察到“痛痛病”与中国土壤镉含量本底值相对低和年轻人大量离村进城有关；此外，日本“痛痛病”爆发时期是战后国民营养不良时，而中国镉害严重时，已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不愁温饱。 毒地上再种菜 时过境迁，2005年那次上访之后，常屯被改变的事情只有如下几件：2006年起，污染的田地被禁止耕种；由大新县政府每月按人均30斤米发放口粮，一年供应8个月；这片土地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包括还有劳动能力的中年人都外出打工，只剩下日渐稀少的老幼病弱留守。 比如黄贵强的家，只剩下他和他八旬的老姨妈留守，他50多岁的妻子跟随儿子去往深圳打工，一年大约能在春节回来一次。 郝凤桐说，镉的半衰期约为15到20年，它从身体中自然排出的速度非常慢，目前还没有理想的药物可以驱镉，而临床上多采取对症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种治疗大约需要持续3到5年。 对于这个贫病交困的村子，这样的治疗几乎是奢望。一些受访的村民长期靠服用廉价的激素药物止疼，还有些病情略轻的捡草药或贴几服膏药对付。 澎湃新闻先后采访大新县政府、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的负责人询问2005年后常屯镉污染地区村民的医疗救治状况，他们均回复称，未接到上级安排或实施过这类免费项目。 更令人担忧的是，镉污染源头未阻断，含镉废矿水还在污染耕地，尽管这些耕地被要求禁种。但澎湃新闻走访时看到，还有一些村民在自家地里种上蔬菜、木薯和玉米。“不种的话，那些（发的）口粮哪里够吃呢？”他们解释说，还是老办法，从外边挑一些新土盖上去。 这意味着，“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镉金属还有可能沿着原来的路径——食物链在人体内累积。而前述卫生部门证实，9年间再没有对村民镉暴露的健康状况做过新的体检。 2009年，吴仕民被乡政府告知搬离他在村中的老宅，因为矿采，常屯的19户住宅底下已经采空，成为危房。他不得不借住矿区的职工宿舍——除了他，这里还住着一对体弱的矿工夫妇，一位常年瘫痪的老人和一位独居的中年人，其他矿工，都各自分散谋生计了。 对镉毒的猜疑、恐惧，对贫病的愤怒和无力在常屯村交织。多数村民认为诉讼的成本和风险太大，他们不愿花钱再打一场官司；一些村民将希望寄托于上访，比如黄贵强，最近一次去崇左市上访是今年4月，不过上访信如石沉大海；“有什么用呢，2005年进京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另一些村民说，他们觉得将上访的路费和住宿费换成几瓶激素药还实惠些。 2014年大新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快推进大新铅锌矿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不过11月21日，澎湃新闻去往大新县政府采访时，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这个话题有些陌生，“大新铅锌矿，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吗？”他自言自语道，“卫生、环保局的领导都不知道换了几拨了。” 11月23日，当中国大多地区被冬天覆盖时，桂西南的广西大新气温还是18到21摄氏度。常屯青山环绕、鸡犬相闻的乡间生活想必能满足都市人对田园牧歌的想象，但这只是表象，你很快会注意到，被禁种的耕地里荒草已经泛黄。

bushiyinweijimo

排放中应该严格控制有毒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