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可能的后果

snake

2007年1月9日   南风窗》杂志    黄钟（北京）        


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虽然四川学者已经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想必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我们这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中线和东线工程最后会完工，应当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即使南水北调最终只是出现了东线和中线工程，它也仍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水利工程，它就像是在中国这条巨龙身上人造的两根大动脉。就对国家未来的影响而言，恐怕远非大运河、三峡工程等等可以比拟。不仅是前无古人，就是世界范围内，也难有来者。


传统思维可能会坏事


在笔者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十多年前家乡的一件轶事，一件不算小事的逸事，不断勾起我的回忆与思考。一次次打开与南水北调有关的官方网站，虽然专家和媒体的利好之声不绝于耳，南水北调工程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工程——“是一个科学的工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程，是一个具有综合效益的工程，其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这并不能让我的记忆变得淡漠而遥远，相反，它变得更清晰、更让我震撼，更让我觉得对南水北调工程不应该缺乏政治角度的思考。

我家乡湖南M县有条河，叫辰水，贵州T县在河的上游，他们原来已经在辰水上修了电站，而后又准备在另一条支流跟辰水的汇合处再修一道坝。自然，这对我们县辰水两岸的灌溉、生活、发电、环境等等，带来不小的影响。最初，是雇外地人去炸T县人还没有修好的坝，进而发展到武装对峙，连机枪都架上了，我堂兄家紧挨着贵州，连孩子都寄住在我家，与贵州交界处的民兵们则日夜戒备。双方对峙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事从来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过。一般人听来，也犹如天方夜谭。

辰水不过是沅江上一条支流而已，南水北调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是辰水河上一道堤坝所能比拟的。虽然不能凭一斑就说能窥全豹，但我相信，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性。小可以见大。所以，只要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他能保证南水北调工程100年（还不说1000年）万无一失，那么，就有必要分析和探讨南水北调工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其中包括政治风险，尤其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目前的体制和制度，是否跟南水北调必须长期安全运行的需要相适应。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跟南水北调必须长期安全运行的需要相适应的体制和制度，是确保南水北调利民而不是造祸遗患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冷静、实事求是地评估我国现行制度，能不能承载得了南水北调工程完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从报纸和宣传手册上那些抽象的理论出发，把现实中不存在的制度和机制当作今后可以利用的条件。从宪法上讲，水流资源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换句话说，那条不大也不小的辰水，既不是属于我家乡所有，也不属于另外那个省所有。全民所有，就是西藏海南岛人也有份。可是真要具体到某件事上，“国家”就不能不面对不同的利益方，不能不考虑各方的现实利益。在这一点，抽象的“国家”、“大局”、“整体利益”等等，在实际中帮不了多少忙，如果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和协调不同利益的机制，麻烦就会拖延和积累到未来。在遇到利益协调方面的问题时，过去人们习惯的那种传统的集权观念和思维会坏了大事。

可以说，“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思维，让我们不少人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赋予了“上级”许多想象的权力、能力和效率，实际上，即使那样的权力是写在文件或法律里，而在现实中，很可能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是难以行使或非常有限。只要肯睁开眼睛，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如果现实中确实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力和能力存在，淮河怎么可能成了污水沟，而这条大污水沟还越治越臭？如果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偏偏又寄托在只在想象中或理论宣传中存在的权力和能力之上，那在实践上最后就不免会陷于尴尬，陷于失望了，甚至酿成悲剧和灾难。以为我国存在集权优势可以化解未来南水北调的种种难题，比如水资源的调配、污染等方面的纷争，那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冒险念头。


批评质疑不会停止


南水北调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上马后来自社会的批评之声里，其中就有未经人大审议批准这一点。反对者认为，既然三峡工程都交付过人大审议表决，为什么南水北调工程不通过同样的程序呢？

对南水北调工程合法性的质疑，过去存在，将来也不会消失。事实上，这种声音不会对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经过人大审议这道程序，可以避免将南水北调可能出现的种种争执掩盖起来，不引发或激化地区间的争执，其间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具体解决哪个问题，从纯粹的保证工程就是要上马这个角度而言，不通过人大审议表决确实是一种可行的政治技巧。

但是，从长远而言，工程不经过全国人大审议就上马，地方各级人大也没有对跟本地相关的问题审议表决，只要工程在那里，除非能够确保今后各地不会因南水北调发生争执，否则，这个潜伏的政治问题，就随时可能被引发或被激化。谁都可以将未经人大审议表决这一点作为不满意的理由。就长治久安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质疑南水北调工程不经过人大审议的人，往往忽视了另一个相关的疑问。那就是，以目前的国情，即使南水北调交付人大审议，那又怎样？

可以说，南水北调工程不交付人大审议是一个问题，可是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交付全国人大审议，同样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还缺乏在审议表决上可以信赖的制度条件。一名工程院院士就南水北调西线是否需经人大表决的问题表态说过，“三门峡也是人大表决通过的”。三门峡如今是什么样子，举世皆知。虽然这名院士是在为南水北调无须动人大的大驾辩护，但说的却是实话，而且是不能不严肃对待的实话。

不错，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是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不过这名院士似乎忘了一点：实际上陕西方面早就提出过反对意见。人大一致通过恰恰表明，在中国特色的议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或者它本身还有待大改革时，人大审议表决也会出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当时不存在真正可以决定三门峡工程命运的民意代表机构。

要绕开人大的声音，还是耐人寻味的。有的人打着“科学决策”的名号，以水利工程涉及诸领域大多十分专业，而且背景资料浩繁为由，认为人大代表能否在短时间内判明利害，作出决定，值得怀疑。更有人认为，由人大表决就意味着没有人对工程的后果负责。这种以专家学者名义指责人大无能的现象，依旧从一个侧面讲出了我国人大的制度缺陷。

不过，笔者想提醒那些主张绕过人大的人，不应该混淆水利技术问题和政治决定，绕过的严重后果将会一代代地不断显示出来。就像如何制造原子弹是技术专家的专业问题，而要不要制造，何时制造，制造多少，却是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那不是由科学家技术专家说了算的，而且如果是一个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作出某项决定，怎么可以说这样做就是没有人负责呢？要是以这种观点，不仅我国的人大应该关门，就是英国美国的国会都应该关门才对。养这一帮竟然可以决定战和等重大问题的门外汉干什么？

在目前的国情下，确实不是经过“全国高层次的民主决策程序”决定，就可以轻言如此浩大的工程。即使来个那样的“民主决策程序”，并不能够从实质上消除今后必定会存在的严厉质疑，比如表决结果的民意基础脆弱。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水北调工程放到若干年后再来议定，恐怕更合适一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一项工程真的不合适的话，中途下马总比建成后再收拾残局要好，毕竟未来国内的安宁与和平，要远比金钱更重要。


区域利益平衡是个难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制度本身有待变革和完善。换句话说，南水北调工程是在一个制度条件并不成熟的背景下进行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预言登月工程也将比南水北调要顺利。

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和舆论环境里，虽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讨价还价，但总体来说，地方领导公开场合都会声称坚决拥护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决策，可以拍胸脯保证工程顺利施工。但是，这并不能够消除眼下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更不能消除未来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在缺乏法治基础上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以集权思路和模式来包揽南水北调问题，到底能够走多远、能走多好呢？这是探讨南水北调潜在的政治风险时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水资源的紧张并非没有可能演变成地区紧张、社会紧张。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和人民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融合和认同感，是相当脆弱的。当把长江的水往京津地区调的时候，你可以讲，这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资源属于全体国民，所以湖北人也好江苏上海人也罢，都应该有全局意识，要有牺牲精神。但这种说辞在利益分歧严重的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比如调出水源的湖北人他们背井离乡到天津、北京打工的时候，他们却被当成“外地人”，只能暂住，他们的孩子并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希望从湖北调水就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要有牺牲精神，可当我们离开自己家乡打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说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姐妹了呢？一旦水资源分配出现纷争，这种平时的点滴感受，就会汇聚，就会放大，只要想想非典时期各地设置壁垒的那种劲头，就能够想象出，在确保自身的水资源分配利益会怎么样。

比如中线工程，主要向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及天津五省2市供水，重点解决北京、天津、石家庄等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的缺水，并兼顾沿线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一旦工程完工进入运营，华北就会形成对长江水资源的依赖。此时，长江流域的淡水资源，就不能不考虑北方地区的需要了，而且也不只是某一代人的问题了。这势必形成靠大讲特讲“孔融让梨”故事所无法解决的南北矛盾、省际矛盾。即使汉江流域的人永远高风亮节，但是用什么办法保证水渠到北京，甚至到石家庄不是被雁过拔毛弄干了？谁现在能够讲清楚，可以保证北调的水大约40亿立方米一定能够分给河北？没有人会认为长江的水就是多得用不完了，因此，箕豆相煎的淡水资源纷争一定会出现，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或形势下，纷争的烈度会有所不同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污染、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潜在的地区冲突的导火线。比如，一旦东线和中线全部贯通，也就意味着华中、西南、华北和华东被水污染问题联结成一个整体，原本关联程度很低的问题，就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不仅需要防止南水北调路线的污染，还要防止长江水系以及所经过地区水系的污染，其工程之浩大，难度之艰巨，以目前趋势来看，非一两代人所能解决。乌江、潇水的污染原本跟河北天津没有直接关系，可有了南水北调，就直接涉及天津、北京的利益了。可是就污染而言，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成功的跨大区域的治理案例。南水北调一旦成为污水北调，所可能引起的麻烦和扯皮就足以让人挠头了。挠头的过程也是积累地区间、上下间矛盾的过程。

工程贯通之日，可能就是沿线地区拦截水问题出现之时。我们很难想象，除非以摘乌纱帽作为手段，迫使沿线政府保证水不被擅自截流，甚至将水的截流列为犯罪予以严厉打击，线路两岸到处立着牌子——“擅自取水违法犯罪”，否则的话，如果河北和北京同时缺水，还要让沿线都心悦诚服地看着一渠清水向京流，是否有点太苛求了？即使是开始强制措施可以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很难想象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长期配合，因此就得一直把弦绷得紧紧的。但是，这不仅会使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且也会紧张各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可以说，我国远没有法治下的成熟的中央地方以及地区利益协调机制，即使是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完工了，这样一个机制也未必能够出现。这一现实和前景，将会为南水北调的未来带来难以逆料的政治风险。


南水北调将影响中国制度转型


南水北调不是一条空中走廊，它们要穿越一个个的村、乡、县、市和省。那么如何保证，在经过如此漫长的线路之后，北京、天津等地还能够获得预期的水量？怎么能够保证水源地始终愿意调出预期的水资源，而沿途的乡村城市不擅自截流，等等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靠建立一个比如南水北调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是难以奏效的。以目前的国情，我们最容易想象得到，也是最可能采取的手段，就是会倾向于强调和采取集权的方式。“治水社会”的政治效应将会在南水北调上集中地体现出来。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的全面现代化，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南水北调对我国全面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集权的思路代价是多重的，对政治、行政等方面的现代化影响会尤为深远。

比如，

其一，为了保证南水北调，就会在“异地做官”、把关代表选举、把关行政首长选举等问题上，尽可能保证上级的权威，以做到能够把南水北调的水资源控制跟他们的乌纱帽捆绑在一起。依照宪法和选举法，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正副职行政首长，都是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和罢免。村委会成员则是由村民选举产生。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说，上述职务都不是实行委任制，“上级”政府并不能够决定他们的去留。也就是说，哪怕省长和省政府也无权决定谁当乡长或村委会主任。随着政治民主的应有进程，如果不能事实上有能力决定从村主任到选举产生的各级行政首长的任免，那么，甲县选举出来的县长就可能更看重本县的地方利益而故意“治水”不力。

其二，加强对舆论以及舆论载体的管理，避免南水北调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浮出水面，更要防止这些问题演变为公共话题。这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利用舆论作为施加压力获得更多利益的筹码，也可以防止由于利益分歧的表面化而导致纵向或横向的关系恶化。

其三，加强中央财政权力，更加灵活有力地运用财政手段，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强化南水北调所经各地区在财政上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从而培养这些地区对“上级”指示的服从意识。

其四，为了防止南水北调的敏感问题在人大会议期间成为焦点，引发地区间分歧的公开化和严重化，就需要在议题、会期、住址、代表资格审核等方面加强管理。

其五，水资源的管理者异地化、流动化，以防止因为管理者本地化自然容易出现的不能“秉公”而陷入“狭隘的地方利益”。

当然，为了南水北调所可能采取的政治或行政措施远不止这些，但仅仅就上述这些问题，就足以影响我国政治和行政的现代化了。这个影响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这也将会是南水北调的一个沉重制度建设代价。

追风

[font=仿宋_GB2312][size=3]由于字体太小，没怎么看内容。
但是我听说南水北调光电费就是海水淡化的两倍多，有人对南水北调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但据说某相关领导的说法是：我们不做南水北调，让我们30万职工去干什么。
可悲呀！[/size][/font]

bluesnail

那种领导说出这种话可以说是很不负责的。

snake

北方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南水北调为何?   

梅洁    《大地》   2007-01-25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高峰时，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仅有110至240立方米，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以解决京津冀用水为主要目标的南水北调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区，全区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二，而水资源仅占百分之一点五。一般旱年缺水93亿立方米，中等旱年缺水172亿立方米，2000年全区缺水198至301亿立方米。按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引水，称为南水北调西线、中线、东线方案。三线调水总量将达到400亿立方米，占长江总水量的百分之五十。调水路线从南至北，途径鄂、豫、冀、苏、鲁、津、京七个省市。调水距离一千多公里。

2003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位于鄂、豫、陕3省交界处，工程预计2010年完工。那时，北京城里，丛林般的簇新高楼，年轮般的灰瓦胡同，上千万在此生活工作的人们，维系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液体，来自3000里外的汉江。

北京西四环桥旁边，有一块用蓝色塑料布围拢的栅栏，蓝色围布上别着硕大的白字红布标语“南水北调，精心施工”。而周围，车轮滚滚、人流滔滔。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城市地下正在悄静而紧张地进行的工程？有多少人知道南水北调真正的含义？有多少人知道调水源头在哪里？又有多少人会感动不久就要喝上三千里迢迢北上的汉江水？

北京南水北调办的白咸勇先生告诉我，北京永定河倒虹吸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中线北京段西四环暗涵工程也已于五月全面开工，西四环工程将穿越五棵松地铁站，在深达二十米的地铁站下面、在四环路立交桥桩基中间进行。暗涵工程头顶车水马龙的西四环路和每天运送十余万人的一线地铁，还有盘旋叠立的立交桥和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施工难度世界罕见。全长近13公里的工程挖掘不能使用任何机械，只能靠几十个工人每天三班倒地钻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小心翼翼地、一镐一铲地进行，一班八小时的进度只有半米。

在我的故乡、调水源头，从政府到百姓，从城市到乡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机关、厂矿、学校，也无论大街小巷、酒楼、饭庄，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保证一江清水送北京！”这句话箴言般在故乡的山山岭岭中传诵。故乡人为着江水的北送在日夜工作着，操劳着，忙碌着，也欣喜着，尽管他们面临着太多的艰难和困苦，尽管他们就要再度扶老携幼远离家园。他们都知道北方缺水，尤其知道北京缺水（肯定比北京人自己知道得多！），于是，当他们含泪亲自拆掉自家的房屋远迁时总是对我说：“以后你在北京喝上老家的水时，给我们捎个信儿……”；又说：“水流到北京时，你站那儿拍个照片给我们寄回来……”

我在北京西四环暗涵工程施工处，独自站了许久，许久……

北方的水困境

699个城市400个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每年农田受旱面积成倍增加，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1亿7千万亩农田受旱，到90年代增加到4亿亩！

按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中国年缺水量约为4百亿立方米。北方因缺水，年经济损失高达4千7百多亿元人民币！

如此大的缺数向哪儿找补？中国北方经济飞速发展哪儿来的水？

这是除水务工作者之外任何中国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那就是无限制地超采地下水。

近二十年来，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地区，地下水开采量不断上升。仅海河平原超采地下水已超过六百亿立方米！浅层水基本开采完毕，已开始开采深层水。深层水已被掠夺近160亿立方米！占全国开采深层水总量的百分之六十还多。

中国水利部长汪恕成不无忧心地说：“如果这种地下水位下降的现象一直持续，总有一天就会下降到基岩。北京公主坟一带的地下水位已经降到基岩了。华北地区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开采方法，再过十五年左右，地下水就会全部枯竭……”

科学家告诉我们，干旱的北方浅层水恢复已实属不易，而恢复深层水需要上万年！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这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之和。若按世界各国通行标准即以河川径流量代表水资源总量计算，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好像我们并不缺水。然而，我们人均拥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二分之一，加拿大的四十四分之一，在世界排名第一百一十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十三个贫水国家之一。

联合国审议人与水资源短缺标准为：人均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下就是缺水国家，人均水量不足1000立方米，即为严重缺水国，人均等于或小于500立方米，为生存极限缺水。

中国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极度贫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资源总量占全国七大河流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四，而北方的黄淮海流域只占百分之九点九！北方人均水资源不足1000立方米，是南方人均量的三分之一，是全国平均水量的百分之十五，是世界平均水量的十六分之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标准若低于2千立方米，说明水资源已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而目前，中国有十八个省份低于这个标准，其中有十个省份低于联合国审议的维持生存的最低保障线，即人均底于五百立方米，这也是国际上严重缺水的警戒线。比如：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285立方米，天津165立方米，上海201立方米，河北不足385立方米，山东394立方米，河南471立方米，宁夏210立方米等等。

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黄淮海三片已出现大面积漏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市的漏斗面积已达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北京市的面积！

惊人的是，至2005年仅河北一省就出现五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开采漏斗区和地面沉降区！为世界最大漏斗区，已占去河北平原面积的三分之二！漏斗中心区地下水最大埋深已达一百一十米！地面沉降最大已到二点二米！北京市区地面沉降已达一米，天津已沉降二点六米！

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下沉！海水在倒灌！建筑物在倾斜倒坍！土壤在污染！庄稼在枯死！

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扰，普遍存在水资源超负荷运行。为维持不断增长的水需求，不仅严重超采地下水，地表水即河川的径流也几乎是竭泽而鱼。国际上对于地表水的开发利用有个公认标准，即开发利用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否则地下水便因得不到补充而发生恶性循环。而眼下黄河流域径流利用率已达百分之六十七，淮河流域已达百分之六十，北京、天津、河北所在的海河流域已达百分之九十！远远超过极限标准。换句话说，也就是已经根本无水可用！有河皆干！

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被人糟蹋的更是惨不忍睹，从1972至1998年的二十七年中，共断流二十一年，累计1050天。最严重的是1997年，断流十三次，其中有一次断流河段长达七百多公里！该年有330天滴水未能入海!

滔滔万里的江河竟然到了滴水全无的地步，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北方不仅有河皆干，而且有水皆污！！

2000年全国水环境监测网对全国九大流域七百多条河流水质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在11万4千公里的河长中，不能饮用的四类、五类和劣五类水竟长达4万8千公里！

目前，中国有3千万人和几千万牲畜吃水困难！

3亿多人用不上健康、卫生的饮用水！

1999年以来的持续干旱，使已经成为“庞然大物”的北京更是时时出现自来水供不应求，降压供水、停水事件屡屡发生。持续的水荒使原本向天津、北京供水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从1982起国务院就决定不再向同样在遭受干旱煎熬的冀、津地区供水。这原本是冀、京、津三省市30万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挥汗如雨修建的生命之水！但为了首都，大家都得割爱！都得牺牲！都得奉献！

北京人的母亲河永定河早已干涸了！

从1999年起，北京连续七年干旱，作为北京市主要水源的密云水库已接近临界值，每年向市区供水锐减到2亿、3亿吨。地表水资源的严重短缺，造成了潮白河河道断流至今。潮白河断流后，周边环境急骤恶化，河道内砂石裸露，风起尘扬。

我们再来看天津:

截至2005年，二十二年来，引滦工程为天津人送来了168亿立方米的生命之水。

1997年至今，华北地区又遭遇了连续八年的大旱，天津市城乡水源再度发生了严重短缺。1997年潘家口水库汛期来水量仅7亿多立方米，加上非汛期基流共12亿立方米，比正常年份少9亿立方米；到2000年潘家口水库的水已降到死水位，一个原本29亿库容量、可调节水量达19亿5千万立方米的水库当年入库水量只有1亿1千万立方米；2004年，汛期潘家口水库入库的水量也只有2亿7千万立方米。而天津一年没有35亿吨水根本无法存在！

从2000年至2004年，面临断水的天津又连连向中央呼救。于是，国务院又连续四年作出“引黄济津”应急调水的决定。

2000年，整个黄河流域都在干旱，调黄河水已非常困难。国务院不得不协调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八个省给天津调水,这是黄河水第七次解救天津。

2004年，位山闸再次奉命为天津放水9亿8千万立方米，历时一百二十天，天津实收水四亿三千一力立方米，黄河水第九次解救天津。

那么，2005年呢？2006年呢？谁知道在2010年汉江水未到达之前，天津还要引几次黄河水？

泥沙滚滚的黄河，已经断流了二十一年的黄河，仅为三类、四类水质的黄河，哺喂了流域内几亿人的黄河，它还有多大力量一年又一年的哺喂海河流域的天津呢？

可天津水荒一年接一年，不舍昼夜！

极度干渴的河北

和北京、天津一样， 缺水使河北每年几千万亩土地受灾，粮食减产每年达几十亿吨；使一些县、乡、村不得不实行定时、定量、凭票供水，黄骅市的五十多个村不得不到天津的北大港买水吃；漳河两岸冀、豫两省村民因争水殴斗和炮击事件而惊动了公安部门……

2008年“奥运”在即，极度干渴的河北还必须动用岗南、黄壁庄、西大洋、王快四座水库，调3至5亿吨水给北京、保“奥运”。河北人说了，到时若急需，河北只留下城市用水，其余全给北京！

北调后的南水命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丹江口水库加坝扩容后，沿线挖渠引水，经唐白河流域，过江淮分水岭，沿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在郑州以西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跨越淮河、黄河、海河流域，自流到北京、天津。输水干线总长1421公里（含从河北徐水分水至天津工程段154公里），工程分二期进行，一期工程的石家庄至北京的迎“奥运”应急工程已于2003年12月30日开工，届时从河北借三亿吨水支援北京“奥运”。中线丹江口加坝工程已于2005年9月26日开工，规划2010年一期工程完工，届时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沿线四十四个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兼顾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95亿吨。2030年二期工程完工后，可向这一地区年供水130亿至140亿吨。

届时，调水量已远远超过汉水承受能力，要以另外的工程引长江水注入汉江，即从巫山凿通一百多公里的隧洞，引三峡水库水到鄂西北的堵河，再由堵河流入汉水，进而补充丹江口水库蓄水量。

美丽的汉水从冢山流出,一路逶迤九百余公里,到达丹江口浩邈的“小太平洋”。从丹江口以下她又逶逶迤迤抵达汉口、入长江，这一段路称为汉水中下游，长六百五十余公里。汉江五百多年前改道从汉口入长江，使武汉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格局。千万年连接着黄河文化、经济和长江文化、经济的黄金水道汉江，使汉口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武昌和汉阳，最终使武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个城市。“九省通衢”成为这个城市的得天独厚。清澈的汉水养育着汉江中下游襄樊、荆门、荆州、孝感和武汉所辖的十九个市、区、县以及三个大型国营农场和天门、潜江、仙桃三个省直管市中的二十个市、县、区的一千六百多万人口。在这片富水的土地上，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水，他们每年生产、生活消耗的水有104亿吨！这是让干旱的北方惊羡不已的数字。

不仅仅是这些。四十多年前，十余万人用十年时间在丹江口入汉水处修起一座高达162米的大坝后，惊涛波澜的汉水便使丹江口以下的地区成为四季安澜的鱼米之乡。至今汉江中下游平原已经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金三角”。除武汉、襄樊两座大城市之外，在曾经评比的全省十强县市中，有六强位于这个区域，其中仙桃市和钟祥市已进入全国百强县市。区域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在这个富庶的地带，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已有了最坚实的基础。这里已形成的庞大的汽车工业带和粮、棉、油、蔬菜、畜禽、水产养殖带，以最具生命力的强势进入了湖北经济发展的最前列。

可有一天，他们突然全体性地发愁了！不仅是发愁，他们无限地惊慌起来，即而沉重起来，忧虑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就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5亿立方米或140亿立方米后，如果不考虑汉江中下游治理工程，对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概括起来就是“四减少、四降低、四增加”：

一是汉江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资源利用成本增加

调水后，汉江沿线涵闸、泵站取水保证率将降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他们以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九八年三十年实测的数据证明，有些地方的断面大于每秒六百立方米流量的保证率将由百分之七十八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三，多年平均水位下降三十至四十厘米。襄樊河段多年平均水位下降半米还多，襄樊段多年平均流量每秒减少四百二十立方米。樊城港装卸通航天数由现在每年的二百八十四天下降到一百二十八天，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四十三；钟祥皇庄港由现在的三百二十一天下降到二百一十二天。同时对灌溉和取水十分有利的中高水位历时大幅度减少。汉江中下游取水及灌溉设施需重建，需改造，运行费用将大大增加。

二是环境容量减少，水体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难度增加

据测算，调水95亿立方米时，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左右；调水145亿立方米时，减少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国际上公认的对河流的水环境开发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否则，水体自身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将降低，“水华”出现的概率将增加。何况，近十几年来，在汉江下游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水华”现象已多次发生。这说明汉江的水环境生态系统的脆弱和不稳定。中线调水后，中下游多年平均径流量减少，环境容量、自净能力会因此而下降，“水华”发生概率将由调水前的百分之十六左右增加为调水后的近百分之三十二，增加一倍以上。这预示着中线调水工程的实施将影响到汉江的水环境质量，从而加重汉江的水环境污染。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汉江水体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水华”发生很可能更为频繁，汉江就被毁了。

三是航运条件好的中水历时大幅度减少，航运保证率降低，航运成本增加

汉江通航里程1300多公里，湖北境内近860公里，汉口至襄樊可通航五百吨级船舶，丹江至襄樊可通航100至150吨级船舶。汉江是国家规划重点建设的内河二十条主通道之一，枯水期开发汉江航运是加快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据统计，汉江中下游(丹江口——武汉)共有港口泊位582个，码头总长度近4万2千米。2001年度汉江中下游港口码头总货物吞吐量—千五百万吨，旅客吞吐量—百八十八万人次。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后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将大大减少，这给汉江中下游航道将带来严重影响：

一是枯水期由现状平均每年出现三至四个月延长到八至十个月；二是中水期大大缩短，现状每年出现条件好的每秒八百至一千八百立方米流量由平均每年出现八个月左右下降到三个月左右。由于丧失中水流量而造成航道整治工程的设计流量降低，航道水深达不到设计要求，而大量出现碍航浅滩，对港口、码头、船厂及航运企业的运营十分不利。特别是潜江市兴隆河段，中水期下降最大接近百分之五十，这对汉江中下游航运企业的不利影响将大大增加。

四是合适的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调水实施后，汉江水位降低，合适的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将减少，不利于较大型经济鱼类的栖息。大坝加高后，下泄水温有所降低，同时，经水库调节，涨水过程减弱，鱼类繁殖所需的水温和流水条件受到不利影响，产漂流性卵的鱼类资源量会大大下降。

面对汉江的不能承受之重，湖北方面坚持加坝调水同时要对汉江中下游实行四项补偿工程。

这四项补偿工程是：

一、兴建引江济汉工程，即从荆州市李埠镇处引长江水，至潜江市高石碑镇处进入汉江，修建六十七公里运河，以长江水补充汉江兴隆以下二百六十余公里的水量，以满足汉江下游生态环境、航运和灌溉用水；

二、兴建碾盘山水利枢纽（后协调改为兴隆水利枢纽）：兴隆水利枢纽位于汉江下游湖北省潜江、天门市境内，上距丹江口大坝三百七十八公里，下距河口二百七十四公里，是汉江干流规划的最下一个梯级，以便在枯水期壅高库区水位，改善库区沿岸灌溉和河道航运条件；

三、改建、扩建部分闸站，以有效满足灌溉需水要求；

四、整治局部航道，改善和恢复汉江航运条件。

然而，针对加坝调水还是不加坝调水、调多少水、汉江中下游要不要同时进行工程补偿等等重大问题，从1987年至2003年，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反反复复地调查、研究、论证，一条江的命运在科学与局限的艰难论辩中，将何去何从？

襄樊，能否打造成中国的田纳西？

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言，湖北襄樊人有个说法，即丹江口以上地区为贡献区，丹江口以下地区为受损区，湖北人艰苦卓绝地争取汉江中下游四项补偿工程就是要把受损区的损失减到最小。然而，无论怎样，受损区的古城襄樊依然忧虑重重。作为丹江口大坝下面第一个受损最严重的大城市，他们还仿佛处在被遗忘区。

应该说，襄樊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文明城市，能取得这样的文明成果离不开汉江这条母亲河的哺育。汉江自丹江口水库以下十公里处进入襄樊境内，在襄樊境内流经老河口市、谷城县、宜城市，由宜城岛口进入另一行政辖区的钟祥市，全长一百九十五公里，流域面积一万七千余平方公里，占襄樊全市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长达二百四十余公里的沿江堤防，分布了三十五个水厂、七十七座泵站、三千一百多眼机井。汉江是五百八十万襄樊人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恰因为如此，对于汉江的感情，他们从来是以生命相许的。

也恰因为如此，他们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的影响、尤其是对襄樊的影响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

中线工程调水95亿立方米后，丹江口水库下泄水量每年平均减少近27%，将对襄樊的生态环境造成多重负面影响：

首先，水环境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由于地表水位下降，江中洲滩湿地面积将减少六十公顷，岸边河滩湿地面积将减少四千公顷，现状约占全年三分之二时间的丰水期可以淹没的大片江心、江边滩涂和堤脚将长年裸露，不仅长达一百九十五公里的汉江沿岸失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且严重影响堤防安全和城市环境；

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位平均下降三十厘米至五十一厘米，相应地引起两岸地下水位下降二十五厘米至四十一厘米。如此，直接导致沿江二十一座水厂、三十九座泵站、一千六百八十眼机井取水困难或报废；

沿江土壤质量下降。

华中农业大学的李学垣教授研究认为，调水后地下水位下降，将影响襄樊七十万亩肥沃的土地。它们将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养分需求，加速沙化的土壤只会频频诱发病虫害，造成庄稼减产减收；

水生生物物种资源和渔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调水后，汉江中七十三种鱼类品种将减少三分之—，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将有灭顶之灾。“四大家鱼”产卵场可能消失，天然鱼产量减少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亲本”不足直接导致鱼类品种的退化；

水质恶化加剧。

调水后，水环境容量减少，江水自净能力减弱，然而，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排污水量却一路攀升，汉江水质必然进一步恶化。目前，襄樊境内汉江支流的唐白河、小青河、滚河水质已为劣质五类。据预计，调水后，整个襄樊地区汉江水质将下降一个等级。“守着汉江无水吃”，恐怕不再是痴人的呓语；调水后，由于水量的减少，唐代诗人王维描绘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的景色将风光不在，襄樊旅游业依托的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将受到严重损害。

但就我在武汉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是：随着调水工程，同时争取到的汉江中下游四项补偿工程中包括襄樊的有两项：部分站、闸改造；部分航道整治。

襄樊人算了一笔帐：按科研部门计算（襄樊曾请华中科技大学作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襄樊市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研究》），襄樊因调水造成的损失高达一百二十四亿元！按政府调水部门计算，损失达二十六亿元。而国家规划襄樊的部分站闸改造和航道整治两项补偿合计仅有六千六百万元。不到实际损失的四十分之一，更不到中下游补偿工程经费的百分之一！

襄樊的生态怎么办？

仿佛唯一可救襄樊于万一的是那个美丽的梦想：田纳西工程。田纳西工程主项目是近期在汉江中下游干流上建六个水利枢纽，也叫梯级渠化。就是一个梯级一个梯级地建大坝拦蓄下泄水，以此把汉江中下游拦蓄成六个大水湖，以抬高水位解决调水后中下游缺水问题，还可以发电。在襄樊境内的梯级枢纽叫崔家营水利枢纽，即在襄樊以下17公里处的汉江崔家营段建大坝。

工程竣工蓄水后，可最大抬高水位四米多，而调水后影响襄樊水位最大变幅不到二米五，基本能弥补调水对地下水位的影响；汉江航运条件得到改善：目前，汉江襄樊段通航驳船为二百吨级，调水后，汉江通航期将大大缩短，通航驳船吨位也降至五十吨级，汉江“黄金水道”将不复存在。崔家营枢纽建成后，水库回水航深平均可达5米多，200吨级驳船可畅通无阻，“黄金水道”将再次产生“黄金效益”；沿江城镇供水状况不再堪忧：崔家营工程建成后，库区城镇部分供水泵站、机井，也随着水位抬高，不必耗费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原天然河道在工程建成后变成一条长33公里的人工湖泊，水面预计可增加6千亩左右，为发展渔业和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等等。

然而，襄樊人依然忧虑。

他们认为：田纳西经过了七十年的建设，而汉水北调，不到七年，到2010年汉水就要进京，太紧迫了。还有，美国开发河流的条件能和我们现实的中国的条件相比吗？美国田纳西的这些水利工程，难道都不搞环境影响评价论证吗？如果不搞，能开工吗？他们的水利工程难道不预估利弊吗？如果造成了灾害由谁来买单？

现今汉水襄樊段水质平时多为二类水，汉水北调后，水质降一个等级，襄樊饮用水源成为三类水质。而且崔家营大坝区还将拦住发源于河南省的唐白河，唐白河是汉江中游的最大支流，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年径流量六十二余亿立方米。唐白河流入襄樊市本来应为三类水，即还应有水的基本功能，但由于对跨省市污染问题的管理缺失（南阳地区十九家造纸厂都布局在唐白河下游入汉江一带），唐白河注入汉江时已是劣五类水。尽管流经襄阳和樊城两城之间的汉水主干流常年为二类水质，但诸多劣五类水被崔家营大坝拦在库内，库内的水质还能是二类水吗？

襄樊老百姓担忧，崔家营大坝会拦成“一盆污水“!

“一江清水送北京”：十堰的“咒语”

有“中国底特律”之称的国家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的十堰，眼下，“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已成为它的咒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丹江口水库蓄水量将为290亿吨，从2010年开始，将每年向中原、华北、京、津输送90亿吨生活用水，2030年以后，每年将输送130亿至140亿吨！丹江口水库将成为北中国人最大的一口水井！一口生命之井啊！

2002年5月，温家宝总理到十堰丹江口水库视察，他对当地领导人再三嘱咐的话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一库清水”。

由于中线工程建设，十堰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产业选择与调整问题。为保证一库清水送北京，十堰必须付出代价。库区将关停一批污染企业，限期治理一批重点污染企业，永久性禁止高污染企业，大力控制面源污染和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等等，库区生产生活体系、交通运输体系等均需重构；十堰工农产业结构、城镇建设、交通网络、旅游开发等发展布局均需战略性调整，这给经济本已十分困难的库区带来更大的压力。

2005年7月14日午后，在北京参加中组部“市长研讨班”学习的湖北省十堰市市长陈天会，望着窗外林立的高楼，感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啊！这是中国的心脏之城啊！十堰市的市长就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守井人，而340万十堰人也都是这座水井的看井人，我们责任重大啊！”

为了这口井，库区人民经历了长达五十年的艰辛！今天，为了保护这口甘甜如乳的生命之井，他们又做着新的奉献和牺牲，以及应对新的生存选择、新的挑战和机运。

所有的艰辛都包含着一条江的宿命，所有的机运和创造都深潜着一个未来的隐喻……

与陈天会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陈天会头脑的清晰、意志的坚定，以及其工作的严谨、负责和勤政的精神指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天会给我说了“三个责任，四个困难，四个机遇”。

陈天会说：南水北调三条线中线是重点，中线的成败要素有两个，一个是移民，一个是对水源区水质的保护。这两大关键要素都取决于十堰市的工作；

第二个责任是对历史的责任。中线投资千亿多元，国家下了大决心，不是权宜之计，是关乎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怎样保证一江清水送北方，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污染问题，水土保持问题等等。怎样保证水质不污染、水库不淤积？我们责任重大；

第三是对库区人民的责任。十堰的几个县市区，过去遗留下的移民问题太多，我们欠移民的情，欠他们的债。这次移民能否做到“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使他们能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

看起来好讲，做起来非常艰巨、非常复杂，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我工作的重点。我感到担子很重，责任重大，政府不敢有丝毫懈怠。负起责任、尽到责任，为这个工程竭尽全力、倾尽心血，对于我们这个班子和我这个市长而言，是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工程为我们“上为国分忧，下为民解难”提供了一个载体，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平台上，我们能不作为？

那么，为了履行责任，我工作的难点在哪儿？我说四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为民能够提供的物资支持和经济支持不足的矛盾。现在的规划对移民的补偿是不够的，比如一平方米房屋补偿三四百元，只够盖半平方米房，老百姓损失很多。我又要支持国家，又觉得亏了老百姓，我很矛盾。过去是几百元打发一个老百姓，一打发就过去几十年，老百姓食不饱肚、衣不蔽体。怎样解决老移民问题？这个水库—九五八年建时就是170米工程，基础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就是在原基础上加高，这个工程是过去留下的半拉子工程，国家从来没有放弃170米方案，所以问题不是十五年的问题，是几十年的问题，老百姓是几十年的等待、盼望。丹江口库区移民住房、生活水平、三通状态为什么远低于三峡？就是补偿太低，就是几十年长江委一直没放弃这个工程。我们一方面要实践以人为本的为民大政，但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只能按规划条款办事，这是个矛盾，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困难的地方；

另一方面，加快发展、使生产成本最小化与环境、治污方面的矛盾。我们的企业已达到国家治污标准，但按工程水质却不行，要治污必须加大成本，但又没谁说水源区的产品可以卖高价，由于治污成本的承受能力问题，我们要放弃许多企业，关闭或破产许多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再就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水库大量淹没的矛盾。大坝加高开始蓄水后，三千公里的库岸线、290亿吨水，相当于二十个十三陵水库的库容，淹没我们上千公里公路、六百多个码头、一百二十多家企业、十四个集镇，损失非常惨重，这么多基础设施的恢复需要时间，困难可以想象；

最后我想说的一个困难是：老百姓现在的维权意识增加，办事程序化的要求比过去高，而移民时间紧，我们要做十几万人艰苦细致的工作。过去移民，给生产大队长开了会就行，现在给家长开了会都不行。国家规定2009年移民完毕，十堰各县市区到2009年移民人数接近十八万。五年搬迁完十八万人，一年要搬迁3万6千人，一月至少要搬3千人，3千人如果坐大客车走，一月就需要近百辆客车。十八万人十八万个思想，工作量相当大，这个责任最大的地方，还不能出问题……

笔者在走访十堰市时了解到：在贫困的郧阳山区，由于历史上国家大型三线建设和丹江口水库淹没，耕地资源非常紧缺，农民人均只有六分土地，如果农业结构调整仅局限于粮油种植面积的增减，只能维持温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依托资源优势，开发特色产业，改变粮油主导的农业结构布局；加之秦巴武当山区是黄姜最适宜生长的生态区，资源丰富，市场效益好。十堰市遵循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把以黄姜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确定为特色支柱产业之一，已形成了近八十万亩的种植规模，郧西县、房县、竹山县、郧县、丹江口市、竹溪县、茅箭区、张湾区八个县市区，已成为全国黄姜最集中的产区，是全国黄姜“野转家”种植的发源地。自—九八四年以来，该地区黄姜产业发展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决定了十堰山区黄姜鲜姜产量高，皂素含量高，开发价值高。在市场拉动下，不但十堰地区黄姜产业发展迅速，并向周边襄樊的谷城、老河口，河南的淅川，陕西的白河、安康等地辐射，形成了以十堰市为中心的秦巴黄姜产业带。据最新数据信息，全国黄姜种植面积约180多万亩，其中十堰市80万亩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2003年已成为该市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

随着黄姜种植业的飞速发展，黄姜加工业也迅即发展到六十余家，年加工鲜姜能力达到45万吨，皂素生产能力2千2百多吨！

然而，2005年4月，当我踏上鄂西北十堰的土地，看到的却是满山遍野的黄姜干枯在了地里，无人收挖。巨大的黄姜冲击波仿佛已到了尾声。不久，我便听到了这个城市市委书记赵斌忧郁而沉重的声音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并决心像当年支援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二汽车制造厂和襄渝铁路等“三线”工程建设那样，自觉服从国家利益，举全市之力，为新时期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再做新贡献。保证—库清水送北京是中央交给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黄姜加工对水质的污染十分严重，在科技攻关、黄姜加工废水处理未有成果之前，为保证丹江口水库水质，我们已强制性关闭不具备治污能力的黄姜加工厂三十家，黄姜种植面积也已减少到35万亩，还要继续减少5万亩。为此，近50万姜农的生产、生活将受到重创，但我们别无选择。

在压缩黄姜生产的同时，我们还关停了117家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否决了20多个投资项目，严肃治理了86家重点污染企业，并对20多家污染排放大户实施远程监管。与此同时，我们自筹资金2亿7千多万元，建成了日处理能力16万5千吨的神定河污水处理厂。但由于资金困难，污水处理工厂不能正常运转……

笔者在走访十堰市郧县时，这里二十多家铜矿、矾矿都已关闭；年生产二万吨优质纸、为国家指定出口创汇的中二型企业郧县造纸厂已经停产，八百多职工生活已无保障，每月靠县财政发一百元生活费维持难以维持的生计。而因关停企业损失了上亿元财政收入的县财政，维持行政人员工资都已困难，八百多纸厂工人一月一百元、一年就是一百万元，他们找不到出处时，县长就心如火焚，四处乞讨。郧县纸厂造纸原料为龙须草，龙须草为鄂西北“三宝”之一，是造纸业上等原料。在外地纸厂用龙须草如同菜肴里加味精一样珍惜时，郧县纸厂的原料全部用的是龙须草。每年消耗六万吨龙须草的纸厂，带动郧县农民发展了六十万亩龙须草基地，2004年，湖北省下文：为中线调水、保护丹江口水质，立即关闭纸厂。自此，农民的六十万亩龙须草干枯在地里了，纸厂自种的三千亩苇林也荒芜了……

还有丹江口市，2004年以来，关掉了大大小小八十余家企业，炼铁厂、电解铝厂、造纸厂纷纷关闭，二个多亿的产值没有了，几千工人的生计失去了……

据悉，国务院去年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规划中设立了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和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以此来促进三峡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为加快丹江口库区生态建设步伐，促进库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保护优质水源。

十堰市委书纪赵斌恳请国家：按照支持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制定《丹江口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立丹江口库区产业发展基金和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只有库区经济发展了，移民生活长治久安了，一库清水送北京才有保障……

snake

南水北调与节约用水 (摘录)

作者：倪超   2005-5-18  [联合早报]
　　
　　
　　南水北调是一项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旨在将南方富余的水输送至北方以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浩大工程。据统计,此项工程约需静态投资5000亿元人民币.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此项工程的上马,已经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学者谢鉴泉在《经济学消息报》(成都04.1.23)以《南水北调的反方思考》为题撰文指出,南水北调工程会破坏沿途生态系统.特别是上游方案,在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在这脆弱的生态环境上“开膛破肚”,植被遭到破坏，将不可能再恢复,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下游方案将穿过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占用大量肥沃耕地.上中下游方案的共同作用，将减少长江水注入东海的数量，使海水倒灌，造成咸潮冲击长江口，使土地盐碱化，并造成大批人口饮用水困难。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地区的饮水困难，却造成了上海周边地区更多人口的饮水困难。南水北调工程会占用大量耕地，所占耕地相当于一个山区小省的耕地。这些耕地，将造成大批农民失去生活基础。同时，引水到北方灌溉增产的粮食，还抵不上三条引水工程沿途占用耕地减产的粮食，真是得不偿失。南水北调会造成大量移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丹江口水库加高，就将产生３０万移民。三大方案付诸实施，包括沿途失去土地的农民，其数量将超过百万之众。（移民的花费是巨大的，对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移民新建住房需要大量的木材、钢铁等物资，这对环境来又是一场浩劫。）这一大规模的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域横截７００多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自然界限，将改变四大河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甚至超过三峡工程。安全问题也很突出。北美的调水工程，终因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无论是在防漏、防裂还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南水北调工程的上马缺乏极其严格的科学论证，对工程可能造成的后果认识不足。由于大工程的上马给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例子俯拾即是，最典型的是埃及的阿斯旺大坝。
　　
　　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截断了尼罗河，阻挡了尼罗河夹带的大量泥沙，使两岸土地日渐贫瘠。现在当地农民不得不买进口化肥，这更加剧了土壤退化的恶性循环，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难过。４７种鱼类，１０年间灭绝了３０种。水量减少的河床，成了钉螺繁衍的温床。尼罗河下游的血吸虫病逐渐流行开来，当地农民得病率极高甚至失去生命。政府每年拨出巨款用于防治血吸虫病。
　　
　　阿斯旺大坝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事与愿违的水坝。加纳的阿克索木珀水坝，切断了沃特加河，使得邻国多哥和贝宁的海岸线以每年１５米的速度被侵蚀。为了保护这一海岸，一公里需要３５０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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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ke

更严峻的考验  [摘录]

2007.03.02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传敏 王昕伟
[url]http://opinion.news.hexun.com/1782_2076553A.shtml[/url]


　　去西部旅行的人们会发现，随着冰山消融雪线上升，长江上游生态正在悄悄发生改变，雪水融化之下，尽是泥沙。在过去的30年，中国境内的冰川已有八成出现退缩，长江之源也面临危机。而刚刚过去的一个暖冬提醒了人们，全球变暖的步伐比想象中的来得快，来得凶猛。

　　前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瑞士发布了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影响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西南部河流水位将下降。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完工，每年长江武汉段将增加130亿立方米水补往北方，长江水资源在未来将日益紧张。专家们评价，在三峡初步建成、中国应对洪水已有一套解决方案的同时，尚缺乏一套枯水期的协调机制。而枯水期对江河系统的长期影响可能远大于洪水。

　　据江务局透露，2006年川渝大旱之后，长江流域的抗旱预案正在编制中，将研究利用大型水利工程进行流域调配，准备在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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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面临巨大的气候变化到来的时期,没有人民参与的、程序透明的,经过充分公开辩论的、有人民投票认可的、有可靠的监督和纠偏机制的决策,将是愚蠢而危险的.

snake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危机加深

汉网    2007年02月24日

　　刺鼻的工业污水、恶臭的生活垃圾、流失的黄土泥沙正涌向汉江、丹江清澈的水面，贫困的百姓开矿种药辛勤劳作艰难地谋生，当驻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视察看到这些景象时，无不为工程的永续利用忧心忡忡。日前他们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国家尽快保护和恢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确保“一江清水到北京”。


　　据新华网报道，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保护和建设不仅涉及到北京老百姓的饮水安全问题，而且还关系到长江流域的持续发展环境，关系到汉江和丹江流域数百万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政协委员们的呼吁迅速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汉江和丹江是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涵养地。2006年11月，驻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组团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与汉江、丹江水源地保护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目前虽然国家在水源地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汉江、丹江流域内生态环境在一些地方也有好转，但是水源地的生态在不少地方还在持续恶化，让人很担忧。


　　政协委员们调查发现，从总体上来看，水源地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还存在投资少、标准低、规模小、治理速度慢的缺点，尤其是人类活动及自然灾害对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破坏势头正在加剧。现在水源地的水质情况已不容乐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正成为汉江、丹江的主要污染源。据统计，目前汉江、丹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约为1．2亿吨，其中城镇居民生活和工业废水占91％，由于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经费严重不足，水源地的污染程度正日益严重。


　　政协委员们为此建议，应尽快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环境建设规划》，将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的5市31个县全部列为水土保持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采取国家投入和受水区筹资相结合的办法，建立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如建立陕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建设基金，用于水源区的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和发展绿色经济产业，让水源区由于南水北调而利益受损的老百姓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使水源地的生态环境有一个长期、根本的好转。


　　政协委员们的调查引起了人们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再度关注，记者为此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由于生态补偿机制迟迟没建立起来，人为的因素和自然灾害对汉江、丹江流域已造成很大危害，而且生态危机急剧加深，尤其是土水流失的状况严重，不仅影响着南水北调工程调水的水质，还危及着调水工程的安全。


　　汉江流域、丹江流域都地处秦巴土石山区，山高坡陡，地形破碎，降雨频繁，长期以来水土流失就很严重，虽然国家已开始对这些地方进行水土治理，但是有限的投资根本无法解决水土流失的严重状况。


　　据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介绍，2003年起该局就利用国家资金，在陕西南部汉江、丹江流域划出了6个水土保持的示范区进行了预防保护的工程建设，目前这些示范区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8972．97平方公里，修建水平梯田48．27平方公里，退耕还林2134．7平方公里，建设水土保持监测点4个，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但是由于原本水土流失的面积太大，近几年又自然灾害频发，加上陕西南部市县一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汉江、丹江流域水土流失还是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尤其是汉江流域，在秦巴山区青山绿水的掩盖下，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仍十分惊人。


　　据汉中市水土保持工作站向记者提供的资料，从汉江源头的宁强县到洋县长达150多公里的低山丘陵，地表土质松软裸露，是一处主要的流失区。从南郑县到西乡县长达180公里的地带每到汛期，泥沙就大量输送，堵塞河道、淤积塘库。


　　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当地水土资源，据统计目前汉中市汉江流域内坡耕地每亩每年流失土壤约8吨，全市仅耕地每年流失氮、磷、钾总量就高达32万吨，这使得土地砂砾化越来越严重，水源涵养十分困难，汉江水质也遭到污染。水土流失还增加了河流泥沙，威胁防洪安全，目前汉江流域的石泉县、安康地区等大部分水库淤积都很严重，如果不尽快遏止水土流失，长此以往，势必会直接影响调水安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危机急剧加深，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为因素。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考虑汉江、丹江流域数百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是为了保证“一江清水到北京”，对水源地老百姓来说直接受益并不大，因此水源地的群众对这项工程态度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们理解国家保护水源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保护水源地会影响他们发展致富。


　　据了解，陕西南部的农民素有种植黄姜的传统，目前种植面积约有40万亩，占全国的一半，是陕南贫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陕西省黄姜加工业企业现有110多家，都采用传统加工工艺提炼皂素，每生产1吨皂素需要消耗130－180吨黄姜，平均排放污水600－800吨，废水中的COD含量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50倍以上。这些废水排入汉江、丹江后，严重影响着建成后的南水北调工程的正常运行。但是陕西大部分黄姜加工企业规模都很小，无力投资搞环保。要么由政府给企业财政补贴搞环保，要么一关了之。目前，各级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补贴，“一关了之”成为目前地方政府唯一的选择。但是关了这些企业后，种植黄姜的农民利益将受到损害，而截至目前政府还没有提出能够解决黄姜问题的有效办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陕西省的政府部门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的保护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宁陕县政府就先后对本县内的矿山企业、采石场项目、控矿域区搞了20多次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环境违法行为40多起。然而，这些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市县政府，却很少把引导老百姓致富和保护水源地搁在一起考虑。这使得政府的治理措施，常常治标不治本，每次专项治理都会查出环境违法行为，每次治理之后又会有新的环境违法行为产生。


　　位于陕西省境内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所在市县很多都是国定或省定贫困县，这里的老百姓过去主要依靠秦巴山里的木材、矿产、林副特产发展经济，经济来源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像沿海发达城市的人们一样，可以轻易地从一个谋生方式转向另一个谋生方式。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后，陕南的矿产开发受到了很大限制，黄姜等存在加工污染的生态资源开发也受到了环保专家的责难，这些对当地老百姓的发展致富都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陕南的白河、略阳等地的一些农民对记者说，他们十分理解决政府限制发展污染产业的举措，但是也要给农民指引一条环保的能致富的路子。决不能简单地进行环保治理，这会使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却让当地农民承受了贫困压力。而且，如果政府今后还是无法给农民指出好路子，农民肯定还会走老路子，又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保护也会成了一句空话。


　　要让南水北调水源地能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就必须得正视水源地老百姓的要求，在南水北调惠泽北京人民的同时，也给水源地群众找出谋生发展的路子。记者在陕南采访中，发现有一些政府官员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始试着给老百姓指引一条环保的能致富的路子。


　　陕南凤县十里店村的坡耕地比较适合种植花椒，当地官员就引导农民种植花椒。他们不仅免费给农民提供花椒种子、技术咨询，而且还帮着农民打开市场、组织花椒协会，把花椒卖到了四川、贵州、山东等地。村支书田和平介绍，2006年全村人均花椒收入达到3200元，而1990年时该村仅是人均年收入298元的贫困村。但是这些引民致富的例子在陕南还不很多。记者发现，陕南县、乡、村的不少官员也不是不想给农民找致富的路子，以取代一些非环保的产业，而是不知道找什么产业才能引民致富。陕南白河县王官保河湾和新农村示范点一位姓黄的村民告诉记者，近几年当地干部没有给农民找到好路子，他们也只能年复一年重复以前的日子。


　　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陕南，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活动。在不能通过移民来解决老百姓环保的问题时，如何引导群众找到一条环保的发展路子成为了保护水源地的关键因素。一些官员、专家建议说，目前有两种方法比较可行，一是国家启动大规模的生态补偿机制，如给黄姜加工企业上环保设置一定的经济补贴，或是给水源地群众每年固定的经济补偿，二是由当地官员给老百姓尽快找到一条能致富的路子，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当地官员的素质，看能不能有这个本事。这两条事都得尽快考虑，不然水源地保护始终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危险，不过相对来说生态补偿机制更能起到立杆见影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尽快给予考虑。

abao

看了心情很沉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