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封信看中国潜规则

据《羊城晚报》2010年3月3日第二版《“局长性爱日记”昭示权色交易风险攀升》一文载：“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有146位情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17位漂亮未婚女大学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不但有性爱日记95本，还保存236份体毛标本；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供养20个年龄在16—18岁的情人；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8名情人；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的五奶小青，800天花销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每小时1千元；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办群芳宴，并设佳丽奖30万元；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6个情人为他生6个孩子；湖南省通信局长曾国华，面对5个情妇立誓，保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人民网有博客说，一位初中二年级就辍学，长期被亿万富翁包养的二奶，凭借自己当年的一幅漂亮脸蛋，利用富翁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将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然后编造12岁就参军转干的工作履历，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重点培养，居然坐到了团市委副书记的座位上！不看档案看脸蛋，让二奶当书记是对组织部门的最大讽刺。 另外，京华时报3月2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最近一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抓住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不仅要继续整治拉票行为，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可见，买官卖官的确严重存在！ 等等，这些象是新的官场现行记。改革以来，某些官员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再不打击后果真不堪设想！这样的官员，在场面上一定是装成正人君子。他们会极力反对反腐倡廉，他们也会极力诋毁毛泽东思想。。听说胡总书记提议公开当官的收入，结果没有通过！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我们民族的灵魂，才能清除那些肮脏的东西。 记得胡总书记在上任时曾到西柏坡，重温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去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与打黑。薄熙来说，“唱红”与“打黑”都是立足于培育重庆的精神素质，“唱红”是为提升重庆的精气神，提高重庆人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打黑”就像大扫除，下决心清除城市的污泥浊水，还城市一片蓝天和净土。当有人问他“薄书记，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薄熙来说：“那当然是为人民服务了。”如果干部都象薄熙来那样，如果全国其他地方都象重庆那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兴旺发达！

德国部长公车私用，后果很严重 　　德国卫生部发言人25日说，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度假时，其黑色奔驰座驾不慎被盗。因此她被指涉嫌公车私用，招致公众热议（《北京晨报》7月29日）。猜猜，德国一名堂堂的卫生部长假如公车私用，后果有多严重？ 　　按照我们的惯有思维，一名部长何时、何地、如何使用官方专门配用的公车，那都是私事，无需他人多嘴。因为在我国，公车私用可谓明目张胆，泛滥成灾，几乎“私家化”：上下班，接送孩子上学，赴宴玩耍，走亲访友，出外购物旅游等等，一律是公车伺候。据权威部门披露，全国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上千亿元，并且公车使用始终存在“三三开”现象，即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所以，德国一名部长级领导公车私用一下自己的配车，哪怕是丢车，算哪门子事值得公众热议，甚至惊动了国际上诸多媒体的热评？ 　　但让国人大跌眼镜的是，德国卫生部长公车私用，后果相当严重。事情曝光后，媒体称施密特的行为是“一桩浪费纳税人钱财的丑闻”；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说：“纳税人的钱不能为一名政府部长享受而被浪费。”而德国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弗里克准备召施密特到议会接受质询。更令人诧异的是，这名部长涉嫌公车私用，竟然对社民党所推总理竞选人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构成最新打击，影响到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至于让全党不得不集中精力应付公车失窃案。 　　一名部长公车私用一次，就被冠以“丑闻”、“耗费公民纳税”等“罪名”，不仅面临被质询、被迫辞职的险地，而且还影响到所在党的议会选举的选情。看看吧！后果多严重。 　　前几年，笔者曾为两则消息而惊诧万分：1995年，意大利锡耶纳市现任市长布赞卡因妻子搭乘其公务专车违法，被判6个月徒刑；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期间，每逢周末竟然要开自己的破“大众”车，而不能使用政府配的高级防弹轿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民众非常介意纳税人钱财遭官员滥用，浪费纳税人钱财比桃色丑闻还要丑陋，后果相当严重，所以，没有多少官员敢于公车私用。 　　虽然不能把国与国之间的某些现象放在一个平台上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否认，无论在哪个国家，做官要清廉，不能浪费百姓纳税，这个为官之道应该是相通的。多年来，国人对公车私用行为批评已久，甚至痛心疾首。但公车改革喊了若干年，但改革往往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借改革之名，搞权力自肥，变相瓜分财政钱。如辽阳就有官员从2008年4月开始，一年享受8万元的车补待遇等。 　　如何遏止愈演愈烈的三公消费？也许能从德国卫生部长的遭遇中有所感悟。假如浪费纳税人钱财比桃色丑闻后果还要严重，面临被迫辞职，影响所在党的声誉和前途，恐怕没有几个官员敢这样做了。 （http://news.163.com/09/0731/08/5FHPDK3S00012Q9L.html原题：猜猜德国部长公车私用后果有多严重）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惠铭生　)

随着中国崛起，任何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风吹草动，都将对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大庆市在国外鲜为人知。但其异乎寻常的崛起折射出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优势和潜在缺陷。 大庆的真正风险在于过度建设。除中国司空见惯的住宅、道路和铁路建设狂潮外，这座生硬的工业城市还拥有至少5座体育馆、5家博物馆、两家剧院、数座市政府及区政府大楼和一座距离省城哈尔滨仅一小时车程的新机场。 人们不禁会想起“乱花钱”这个短语，但当地人并不这么认为。大庆政商精英将这些视为本地强劲经济的见证和对该市未来的信任投票。他们的强烈信心和远大雄心令人目眩。但所有这些换来的可能是眼泪，而且流泪的并非只有中国人。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需求不足”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乐意存钱的国民之一，鉴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福利体系，依靠自己仍被他们视为一种美德。那么有谁会到住宅楼下林立的商铺购物或租用它们呢，更不用说如何将其上面的大量新房销售或出租出去？ 中国人对房地产有着巨大但被抑制的需求。问题是老百姓大都买不起新房。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比西方更为严峻。尽管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但许多中国人与日俱增的愿望并未得到满足。与西方相比，民众期望值降低或许对中国形成更大挑战。 大庆的精英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能否应对全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另当别论。但我们必须祝他们好运。无论怎样，如今我们两国的命运已交织在一起。如果中国的狂热建设势头戛然而止，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澳大利亚小城镇或大都市，就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痛苦。▲（

在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就如我预言中国国营企业职工必然失业一样，在当时来说没人信。但确实会发生。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必然以不断的以通货膨胀和改革手段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每一次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是由百姓来承担的。无论是上山下乡时迷茫的知青们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国企纷纷倒闭时大量下岗职工。如果他们能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话，那么我想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留一点后路。但是由于过分相信文件以及过分相信生活不会突变，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有人说政府不会坐视不理白领破产，其实政府当然不愿意。可有的事情……怎么说呢。想想当年的下岗职工吧。引起了那么大的社会震动。又能怎样呢？今天的白领明天破产的时候也那样而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腾飞。但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更改。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由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金融以及改革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失误导致房地产节节攀升。随着房地产的增加以及外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所以城市新民工也就是所谓的‘白领’收入表面上也在提升，以北京为例3000-15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处处可见。但这一部分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租房或还贷。 　　为什么99%的白领家庭会破产，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高在哪里？资金是运转的？(这里的白领指买房或者准备买房族。)以及发展趋势带来的相关效应。本文会分三个阶段向你阐述。 　　1: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一个因素：银行竞争下的贷款开放。 　　房价的爆涨的因素主要是因为百姓在替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买单。比如以前一个开发商通过某银行贷款了1000万开发了一个房子。如果还不起那他就倒霉了，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你欠了钱没还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中国在银行改革的基础上开了一条口子，为了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所以把工行，农行，建设银行等等全部独立运营。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银行都不是私有的，而是国家的。我们不难想象。当一个开发商从工行贷款1000万的后果。他只需要用500万来开发房子，然后把售价提升，再把这个开发中的房子按他的售价标准抵押从农行再贷款2000万，然后再用这2000万中的1000万开发一套售价更高的房子来找建设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就是这样一个滚雪球的疯狂贷款模式。

皇甫平：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华夏时报》：周老师，您好！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当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邓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地说，当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觉得改革推进乏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认识也不尽一致。大家都呼唤形成继续推进改革的政治共识。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党内有同志主张从1981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　　　　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更为关键。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只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但是，安徽，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到体恤民情的省区政府，就是从中央打开的“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实际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就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华夏时报》：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变迁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包括减少思想观念的阻力。从改革之初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南方谈话所主张的“不争论”，再到广东前几年主张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我看无论争论或不争论，其实都是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思想阻滞和社会成本的艰巨努力。 　　与二十年前、三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因此，能不能说，领导干部今天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重新聚拢民心，维系和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当前主要的社会问题 　　《华夏时报》：20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 　　周瑞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是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是政治基本稳定；三是社会矛盾突出。也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是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是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是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华夏时报》：当前继续推进改革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选择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径？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的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的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力。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华夏时报》：您认为思想理论界正在或将会重点关注和探讨哪些重大问题？ 　　周瑞金：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都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迫切、公众反应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回答以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形成主流舆论。 　　同时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警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照一下自己：你身上存在这四个危险吗？你要如何克服这四个危险？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整体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奋斗。

习近平三个“纯洁性”为改革指明方向！ 刘 钧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求是》杂志撰文，要求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领导干部坚持带头保持党的纯洁性。细细读来，沁人心脾，文字清新，章节分明。三个“纯洁性”让人颇受鼓舞，心情舒展，有似春暖花开，格外兴奋。在改革攻坚关口，对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不得不说再露新的曙光。 一是要求党的建设在本质上保持纯洁性。习近平提出了党员干部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肩负起党的历史使命。毫无疑问地说，习近平对党本质的定性，鉴于党的十八大今年下半年召开，党的未来10年“纯洁性”建设，势必恢复到“立党为公”的原则上来。 习近平援引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习近平阐述中，旨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恢复党的“纯洁性”建设，从而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政治倾向。 特别提到，党员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从而不难看出，习近平以高瞻远瞩的目光，雄才大略，以超凡的魄力立党治国，充分准备惩治腐败与汉奸卖国分子。 同时提到了党的民主制度，要求每个党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坚持贯彻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和个人专断、追求奢华等不正之风。指明了当前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突出，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凸显。要求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 二是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保持纯洁性。习副主席指出：“思想是导向，是灵魂。”毋庸讳言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成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变化；同时，党员干部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部分党员干部历经不住物欲横流的考验，忘记入党初衷，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宗旨，堕落于金钱利欲之中，在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发生了思想变化，欲壑难填。所以说，习近平提出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就抓住了核心，治理腐败从思想入手，从拯救灵魂开始。目的是要求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认识，在大风大浪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在各种诱惑面前筑牢思想防线。 同时，习近平对部分党员干部和分裂势力敲响警钟。现在有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晕晕乎乎、头脑发热，不能正确认识价值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导致精神支柱坍塌、人生方向迷失，有的甚至守不住党纪国法的底线，最终走向腐败堕落，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和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矢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认为入党、当干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或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提出今后党的队伍建设切忌“带病入党”，用人上切忌，“带病提拔”，指明“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 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三是提出党员干部一定要以身作责带头保持纯洁性。从去年开始，中央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战略目标；今年又以“学习雷锋精神，普及志愿理念，推动志愿活动”为主题的道德思想建设。国家在改革的同时，把道德建设也提升到发展层面。很具体地说，就是约束党员干部必须身先士卒，以身作责做好本质工作。 习近平指出，党员干部一定要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守住清白，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的规定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思想是行为的准则，尤其要求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指明了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还特别提到：如果一事当前，不是首先想到自己应该担当起什么样的责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而是一味考虑和计较个人得失，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如果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哗众取宠和追逐个人功利；如果不思进取，那么不仅党和人民事业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会损害党的形象，会让人民失望进而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事实上说明，习近平对党员干部在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和不良现象有充分的认识和应对措施，鼓励党员干部以身作责，把“纯洁性”建设党的队伍提升到新的层面。 总之，习近平三个“纯洁性”前后贯穿。从党的本质上、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行动上充分进行了辩证和阐述，并指出在改革进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党的“纯洁性”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与国家健康发展问题。当前，改革开放遇到新的瓶颈，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到，不能只说与体制有关，与政策的贯穿和落实不无关系。党的初衷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执政当局和党员干部又真正遵守和带头落实没有。今天，习近平提出三个“纯洁性”治党很有必要，改革往前改本身没有错，但要以国家的《宪法》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准则，以服务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宗旨。关键时刻，不得不说习近平三个“纯洁性”为党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中华, 小时候， “中华”是一管白白的牙膏 我在这头 笑容在那头, 上学了 “中华”是一支细细的铅笔 我在这头 考卷在那头, 工作了 “中华”是一条红红的香烟 我在这头 领导在那头, 结婚了 “中华”是贷款买的轿车 我在这头 而奋斗的路，还在那头, 将来啊 “中华”是道细细的国境线 父辈在里头 孩子们在外头!

yanggang

信的的不错，条理清楚，很有逻辑

送钱是个技术活儿 文/柯云路 我在官场有一些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日聚会，谈到时下的官场腐败。 一位当官的朋友用 “送钱的技术”作为开篇话题。 我对这类事报上看得多了，底下听得也多，就说：就拣新鲜的说说。 当官的朋友说：送钱的总技术原则是既办成了事，跑了官买了官，又要安全。但具体落实这一总原则还有很多技术细则。比如第一条，是一定要化整为零，巧借名目。本来这件事一次送钱十万就能搞定，但是你送了，他收了，事是办了，有点不安全因素。万一哪一天事发了，小小十万，你行贿，他受贿，就都是事，撤职查办也都有可能。所以，要化整为零、变换名目。今天他儿子娶媳妇吃酒席了，亲朋好友都会一千两千递个红包，你也照办，只是多送一点，封个一万两万。明天他父亲过大寿又要摆席，你再封一个红包，凑个若干万若干千的吉祥数奉上。这就是化整为零，凑零为整。 这根本不算新鲜，席间有人见多识广地笑道：十万能搞定的事，你把十万凑足了，也就水到渠成了。 做官的朋友正色道：你这就是没有真上道的想当然。化整为零、巧借名目虽然增加了安全系数，目标不显了，但同时又有损耗率。 我这才开始注意他的话：损耗率？ 当官的朋友说：那可不是。结婚拜寿，别人都要上红包，你的红包即使重一点，也多少有点淹在里头的意思。来客要是有大几十号、上百号人，真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呢。虽说彼此心知肚明，钱数在那儿摆着，但到底是人多事花，目标不集中。再者说，你十万块钱化整为零分三五次送，时间拉上几个月，怎么也是淡化记忆，效果的损耗是明显的，而且损耗率也与你化整为零的力度成正比。化的越零，损耗率越高。你送钱心中有数，人家收钱可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本来十万元就搞定的事情，一般就要十三四万、十四五万甚至十七八万才能搞定。 我笑着点点头：送钱要考虑安全，就要赔上损耗率。 当官的朋友说：越化整为零越稳妥，但损耗率也越高。所以，送钱就要在安全系数与损耗率之间考虑“边际效用”，统筹兼顾。 我暗中一叹，“边际效用”这样的经济学概念被当官的朋友用到此处，足见当下送钱技术包含的知识文化含量了。 他接下来又讲更新鲜的技术细则。 他说：送钱还有许多小细节，没上道的人一定是想不到的。比如送钱是送新钞票还是旧钞票，也有讲究。你们说新钞票好还是旧钞票好？ 有人说：当然新的好一些，干净喜气，看着也爽。 当官的朋友摇摇头：那可不见得。一回，一位在县里工作的老兄要跑提拔，事先打听清楚了，五万元送到某负责领导那儿就能搞定。得知下午就开会议人事安排，他赶在中午把钱送到领导那里。没想到领导瞄了一眼放到桌上的牛皮纸信封，脸色不算好看，往抽屉里一收说：会上看看再说吧。结果那天下午这位老兄的事泡了汤。他正纳闷着，过两天那位领导又笑嘻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着急，过两天再给你安排。几天后果然安排了。他更纳闷了，最后才搞明白，那五万元是刚发行的连号新票子，放在信封里显薄，领导当成三万了。往抽屉里收是收了，可心里恼得很。晚上打开一数，才转嗔为喜。你看，这种情况下新票子就不如旧票子。 我说：新票子薄是薄，可重量该一样啊，能掂出来嘛。 当官的朋友又笑了：作家朋友，你还要继续“深入生活”呀。新钱用旧了，不仅是蓬松了厚了，而且因为吸收了油污水分，自然也要重一些，不信你去称称看。所以，旧钞票才叫“厚重”啊！送红包要想当下显出厚重，一定要用旧钞不要用新钞。 他又说：当然，新钞也有新钞的好处。刚才讲到领导儿子婚礼上送红包，你三万元新钞票，薄薄的过去，当下不那么显眼。要是厚厚重重的旧钞票包上三万，就在众人眼中落下话把了。 当官的朋友又讲了一大堆送钱的技术原则，最后说：送钱的基本技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语，听他往下说。 他说：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现在的市场价。钱权交易也是办什么事有什么价的。一定要搞清楚，跑个什么官，批个什么件，包括请秘书们找头头脑脑题个什么字，该给秘书多少钱，都是有价目的。钱送少了办不成事，送多了做冤大头，还增加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官场腐败本是个严肃话题，但这样的话题却屡屡被当做笑话来说，可见积弊之严重，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 这真让人感到悲哀。

jkjim2009

看得我是从气愤到无言。。。

jkjim2009

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是干正事

加强党建！！！！！！！！！！！！！！！！！！！！！！！！！！！！！！！！！！！！！！！！！！！１

dahuazi

啊u这世界还在吗

bing850704

猪狗太抬举他们了 明明是猪狗不如 拿着纳税人的钱开玩笑

两年间，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含双肩挑）比例达到1:1，副处以上官员与教师比例不到1:5，还不算科级和办公室主任等。学校尚且如此，其它事业单位和机关可想而知了。

zxzcat

对现在的社会就是应该啥也别说了,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加强党建，否则烈士的鲜血将白流。。。。。。。。。。。。。。。。。。。。。。。。。。。。。。。。。。。。。。。。。。。。。。。。。。。。。。。。。。。。。。。。。。。。。。。。。。。。。。。。。。。。。。。。。。。。。。。。

l1l23

太有钱财了，我是小人物，太多做不到

charmerbl

此文值得好好玩味

　徐其耀给儿子的信：为官的原则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 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