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封信看中国潜规则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3．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 “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弱势群体，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今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不再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人社部还承诺，继公务员公开招考后，2012年，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也将做到公开招考。这些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白天亮)

解决系统性的、体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政府官员腐败在中国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无新意。真的不想谈腐败，要谈就谈改革和革命吧。谈腐败是谈现象，谈革命是谈结果，谈改革是谈原因，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在里面。为何小女孩想当贪官目前大家在口头上、在语言上对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的批评自然还是很多，但与20年前相比，感觉上是越来越缺乏源于价值观层面的激情和义愤了，可能大家已经审丑疲劳，身心俱疲，加之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对政府官员的种种腐败行为越来越麻木了。如果一个腐败官员没有贪污几个亿，如果他的情人没有达到两位数，似乎很难引起已经见多识广的中国公众的兴趣，这类新闻很难登上中国门户网站的头版。即使大家在虚拟世界痛骂腐化变质的官员，给人的感觉也似乎是作为羡慕和嫉妒的更高级发展阶段出现的，而非基于政府公开宣传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大家恨贪官是因为自己没有用，祖坟选址不当，或先祖坏事做多了，导致自己今生没有机会做贪污受贿这样的坏事。如果有机会，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洁身自好，读者诸君可以先在心里问问自己。在行动层面上，大多数人从各自的私人生活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这只红苹果逐渐腐烂下去了，批评它是无济于事的，是有害于自己身心健康的，也是不利于改善自己和家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接受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试图改变它。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个人能够改变的只能是他自己。在现在这样的乱世中，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适应它，利用它，资质平平的人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豪杰或枭雄则是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一展抱负。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适者生存，劣胜优汰或优胜劣汰。记得是2009年9月，有记者在广州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对学生进行采访，在问到长大后最想做什么工作时，一位6岁小学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想做官。“官”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自然可以把它定为人生理想，但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人生无疑是可以私下这么规划的，但似乎不可这么大张旗鼓地明说。这样的新闻显然不符合我们官方的舆论导向和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于是，那位记者进一步追问道，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小女孩思考了一下很认真地说，想做一个贪官。记者当时一定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这么实在。记者继续追问到，为什么要做贪官呢?小女孩说因为贪官有许多好东西。这样的社会新闻让我悲喜交加，悲的是一个小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仅有短短的六年，在思想上就已经“腐败变质”了，心灵的保质期何其短也，我们的社会环境何其丛林啊。喜的是她坚持到六岁还没有变为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还没有道貌岸然，还没有完全失去童真，还没有变为“五道杠”。中国每年百万大军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也是怀抱那个小女孩一样的梦想，准备豪赌人生，拼命一搏，加入到竞争激烈的贪污受贿竞争中来呢?如果年轻人越来越觉得只能通过追逐权力来改善个人生活品质，只有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样的犯罪活动才能比较可行、快捷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中国人时下生活的这个特殊环境是多么的残酷啊。腐败是偶发性的吗我们经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党员是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不管多么艳慕贪官，连给贪官送上谄媚笑容和身体的机会都没有，更是没有机会犯罪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如果你从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干部”这个词汇的话，如果你从行为角度而不是动机这个角度去理解“好”的话，也是不错的。毕竟，想想贪污受贿，想想欺男霸女，想想耀武扬威，想想前呼后拥，被窝里意淫一下，似乎并不犯法，顶多境界不高罢了。可是境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毕竟在失控的汽车前勇救学生、并且幸运地成为一个能够引起高官注意的著名事件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问题是谁又敢说绝大多数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是好的呢——虽不能有幸腐败，但心向往之。今天中国人遇到的政府官员腐败，就其发生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来说，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心里悄悄地做着当大官、发大财的梦。但还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官员腐败问题目前还处于一个寻底的过程中，远没有到探底回升的阶段。中国这只红苹果的表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腐烂斑点，至于切开以后它的芯里是个什么状况，读者诸君只能各自猜测了。你可能会说，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是，中国今日所遭遇的腐败并非偶发性的。腐败，必定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既然是制度性的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非源于一个能够基本完好运行的制度所存在的瑕疵，那就只能依靠制度的彻底变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彻底变革来解决。变革的具体路线可以讨论，但变革的终极指向必须首先通过全社会充分的讨论形成基本共识，那就只能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且已经经过长时间运行被清晰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什么有国别特色的市场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身边明明有通衢大道不走，非要披荆斩棘地在乱石荒野中艰难探索。河上明明有坚固的大桥免费通过，却非要率众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好不辛苦。但累死也没有人可怜，因为这是自寻苦吃。我们目前选择的这个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无所不在的经济管制，迷宫一般复杂的税收优惠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官员手中所控制的巨量经济资源，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共同创造出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样的制度安排简直就是在刻意放纵党员干部犯罪。解决体制性腐败的出路许多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开篇语来形容地下的中国社会，这段话似乎是为今日的中国量身定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能够自由地在某些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去追求财富，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天然就是不彻底的，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目标含糊的、不断修订的、缺乏整体规划的改革。至于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敏感性的，不是一般人物可以随便谈的。即使是温总理谈，在国外谈的尺度都要比在国内大许多，都要有很大的顾忌，何况我等草根。这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话题。在这种新旧杂陈的制度环境下，令人瞠目结舌的政府官员腐败，空前不绝后的贫富差距，断子绝孙式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全民相互戕害的食品安全问题，只顾掩盖眼前问题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巧取豪夺，明火执仗，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无不昭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解决这种系统性的、体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也许有人纠缠于目前在许多国家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究竟应该和哪种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和哪种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接轨?月饼有广式的和苏式的，但这不等于说你可以把麻花说成是月饼。桃子有89号的和76号的，但你会因为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而放弃吃桃子吗?大米有东北大米和南方大米，有一季稻和三季稻，你会因此而搞不清“吃米饭”的含义吗?还有人以种种荒谬可笑的借口来论证现代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比如说中国人素质低。作为个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素质低，低到无法区分好歹对错，低到无法正确行使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力。但在宏观层面上，许多人却接受了这种“种族低贱论”。70年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字不识一个的偏僻乡村的农夫素质高得都可以用黄豆进行民主选举，现在中国人的素质怎么反而倒退了?况且香港的中国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大陆的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为何我们这边就素质低下了呢?全然忘记了我们在另外的场合喜欢强调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还有人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寻找辩解的理由，如好人专制、开明专制、强人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姑且不论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低下的效率，巨大的成本是不是断子绝孙、涸泽而渔式的，是不是可持续的，官员的权力那么大，又没有什么约束，人口那么多，不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的城市，不腐败变质才是不正常的呢!怎么可能好人专制，都专制了还能是好人?经济学中的盗贼统治模型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腐败的盗贼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积极性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繁荣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以供盗贼统治者们盗窃。高层统治者们甚至会压制较低级别官僚的腐败行为，以确保更多的资源能够留给高层的盗贼统治者们。笔者以为，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培训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枪决腐败的官员同样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只能制造几个倒霉鬼，这样的反腐行动还极易沦为官场权力斗争的手段。只打苍蝇蚊子，不填臭水坑，显然是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活动在主流价值观的武装下，在政治思想教育人士和各类干部培训讲师的循循善诱下，在红色旅游的熏陶之下，在秦城监狱这类基础设施的威胁之下，愈演愈烈。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违纪官员越来越多，人均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高，腐败变质的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中国作家韩寒有句名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和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智商之间的矛盾。这句调侃非常不幸地找到了统计学方面的证据。你可以思考一下，当前中国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是哪一个群体。用行动而不是空谈为改革加油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从长期来看，在同样聪明智慧的先进国家人民引领的人类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然会最终融入世界主流社会，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从容不迫的、体面的生活。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目前先民主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国家的人民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才能尽快地回归世界主流，尽快地建立起已被证明切实有效的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难道我们还要经历一次社会剧烈动荡和民族灾难才能够毁灭掉旧制度，建立起新制度?管理层若有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打算，中国就真正的危险了。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非无解，管理层和草根大众都不要过于悲观。精英们更不应该持有倒计时心态，忙于赚快钱，做短线，捞一把是一把，怀揣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在改革和腐败的赛跑中，在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和军事斗争一样，首先不能丢掉士气和军心，否则必败无疑。放弃胜利的希望，失败自然就会接踵而来。用行动而不是空谈为改革加油，战胜腐败和革命。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动荡和毁灭。在革命和暴力面前，逻辑再好，再正确，都将一点用都没有，和蛛丝一样无力。

官场结构、官场规矩所逼。封建官场原本就是一个追求绝对权力而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群体，在这个语境中想要生存和发展，你不腐败岂不是另类，又如何能为官场所容？（

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一）国务院总理：一级； （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三）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四）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五）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  （六）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七）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 （八）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九）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十）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十一）科员：九至十四级；  （十二）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被“双开”；邮政储蓄银行行长被双规；农业银行副行长被调查；军队新规要求团级以上军官报告个人收入、房地产和投资情况，材料须经审签；山煤集团董事长被中纪委带走；广东数以百计的官员因贪腐落马 …… 今年上半年，被媒体曝光的贪腐案件令人眼花瞭乱，接踵而来的贪官纷纷落马的消息，成了十八大前夕国人难得一见的视觉大餐。 十八大前中央高层掀起的这场反腐风暴，能延烧到什么级别波及到哪些人，其实都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今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就指明要以“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官媒的造势活动随后露出了端倪。2月初，《人民日报》连续以头版刊出“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六篇评论，呼吁各地领导班子思考：为政之德如何修？ 相对于《人民日报》不痛不痒的说教，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3月份的《求是》杂志上大声疾呼，有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晕晕乎乎、头脑发热”，守不住党纪国法的底线，最终走向腐败堕落；“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官方数据显示，仅在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的十年间，反腐机关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可能是包含前期立案，但没结案的数量），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其中，包括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高官。 　　 然而，社会大众对廉政信心却是每况愈下，认为反腐走不出“越反越腐”的怪圈。十年查处贪腐案件67万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民群众对反腐早己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耐心。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只要贪腐5000元就要立案！然而这条法律应该从未在官场执行。过去贪腐十万百万才会立案，后来贪腐百万千万才立案，现在动辄敛财过亿的官员比比皆是。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特别是很多党政部门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官相互的腐败集团。越是大搞腐败的官员升迁得越快也爬得越高，因而贪腐现象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獗，从上至下贪腐已经成风，许多贪腐案件盘根错节，党政部门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查下去！那些被查处的腐败份子，不过是极少数拿出来向群众炫耀的祭品。 　 2011年2月，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立案侦查。罗荫国腐败严重，被查时却很不服气，“要说我是贪官，官场的人都是贪官。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罗荫国所说虽有点夸张，但对于手中有权的官员而言，涉贪应该是很普遍的现象。 铁道部长刘志军在位期间究竟敛财多少人民群众现在仍不知道，然而围着他转的一个女人两年身家就暴增了40多亿，他的部下张曙光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和巨款！而刘志军现在承担的责任不过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获取巨额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腐败负主要领导责任寥寥数语。 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曾长期在德州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网上传闻指他涉贪金额惊人，甚至包养了数十名情妇，拥有数十套房产，其家属已全部移民海外。也有网民爆料称，潍坊市市领导黄潍连是黄胜的大哥，该市卫生局局长黄进则是黄胜的弟弟。据中国经济网报导，黄胜被免职的原因为涉及贪腐和卖官，县长、局长都有价可买，且动辄人民币上百万元。 送钱买官的歪风现在已成为官场常态，小到工作调动要送钱，科员升副科要送钱，当科局级一把手那送的就更多，一个县官一年过年过节光收的礼金就超过百万，更可怕的是这种送钱买官的歪风已蔓延到军队。日前，原广东茂名市公安局长倪俊雄、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黄鸿以行贿、受贿罪分别被轻判有期徒刑15年和13年，理由是他们积极退还了赃款。 他们主要的赃款都来自公安系统内部，“卖出去”的职位上至县级市公安局局长、区公安局局长，下到副科长，“价位”从人民币30万元到人民币2万元不等。春节、中秋节以及其他小的节日也都是他们“收获的季节”，甚至连“家人生病住院”也都是一些下属奉上行贿款的时机，目的是为了“拉近关系”、“希望支持工作开展”。 中国人供养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最昂贵的官僚体系。现时的行政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9%以上，光是每年的三公(公款车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开销就达一万亿以上，三公之外还有另一公，即公款私藏，各级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没有人知道到底藏匿了多少公款？这是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腐败久治不愈的根源在于党政不分，官员权力太大，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社会监督又处于弱势。随着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老百姓对贪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吏治的不满容易引发社会紧张，对执政党的管控能力形成更严峻的挑战。 十八大前中央再掀反腐风暴，一方面可以安抚民心，另一方面有利于官员队伍重新洗牌，只是这种运动式的反腐不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也让人民群众对反腐越来越缺乏信心。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上面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高官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一家公司，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一家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 这家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7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10天的上诉期结束，这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下简称锡盟)原盟委书记放弃上诉，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判决生效。法院认定刘卓志86次收受贿赂817.036万元，受贿罪名成立，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报道，在刘卓志的受贿款项中，卖官收入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按理说，经过几十年的反腐，官员任命程序也日益严密，会议决定成为硬性要求，即使是一把手也无权决定官员的进退去留。如何你这么想，那你就是外行了，也是理想主义者，程序是给外人看的，过程是给守规矩的人看的，会议决定是堵塞对卖官非议的。在官员任命的实际过程中，在腐败官员的操纵之下，一切程序都可以变成买官卖官的道具，刘卓志卖官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给反腐部门和组织部门提了一个醒，你们设定的程序还得改，应该进一步完善。只有到了能够防止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事情发生，任命程序才算完善。 提拔官员“一把手”一锤定音——64万卖出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职位。 　 2001年9月，刘卓志调锡盟盟长，2003年3月刘卓志升任盟委书记。直至2008年1月升任副主席，官拜副省级。2003年刘卓志刚刚升任盟委书记时，就开始了了他的买官生涯，64万买出了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的职位。 　　自1997年任锡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2002年任锡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与局长、2003年任锡盟发改委主任的牛志美，为了不断升官，先后17次给刘卓志送去42万人民币和3万美元(总折合64.686万人民币)，最终于2007年爬上了锡盟盟委委员、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的位置。仅以最后一搏为例，看一看刘卓志是如何玩转组织程序的。 　　 　　2006年底，锡盟组织部门研究干部调整事项，牛志美表达了担任锡盟盟委委员及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职务的愿望，并给刘卓志送去10万元人民币。收了钱之后，正当锡盟组织部在酝酿人选时，刘卓志明确提出由时任锡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牛志美担任锡盟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职务。书记定了调，其他人反对也没有用，于是锡盟书记办公会及锡盟委会议通过了刘卓志的提议，2007年1月牛志美被任命为锡盟委委员提拔为副厅级干部，同年2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锡林浩特市委书记。牛志美不忘刘卓志提携之恩，在刘卓志女儿出国、刘卓志赴美考察、刘卓志女儿结婚等时机，不断给刘卓志送钱。 从牛志美提拔过程看，组织程序都是虚的，群众公认也是假的，会议决定还是空的，不论有多少关口，也挡不住“一把手”的钦定。这种机制不改变，买官卖官又怎么可能禁止得住？ “一把手”指令“一把手”提拔官员——62万卖出锡林浩特市规划局长职位。 　与牛志美相同，自从2003年刘卓志主政锡盟后，贾乘麟便开始运作自己升职一事。当时，贾乘麟在锡林浩特市城乡规划处工作，2003年规划处升格为规划局，为了当上副局长，贾乘麟给刘卓志的老婆宋巍送去3万元人民币，2004年3月贾乘麟即被任命为规划局副局长。 　　2007年秋，规划局局长职位空缺，贾乘麟以资助宋巍购房为名，再次送给她40万人民币。在宋巍将贾乘麟的钱和请托带给刘卓志后，刘卓志将贾乘麟推荐给了牛志美，牛志美马上安排对贾乘麟进行推荐考察。据当时负责人回忆，锡林浩特市委组织部在研究酝酿锡林浩特市城市规划局局长人选时，贾乘麟是3名候选人之一，但时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的牛志美却要求组织部门重点考核贾乘麟。于是，根据牛志美的指示，组织部将贾乘麟作为城市规划局局长唯一人选进行了考核，并最终予以任命。 　　2008年2月的任命距离贾乘麟送钱的2007年8、9月不到半年时间。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继续谋求职务晋升，贾乘麟于2008年至2010年间，借春节、中秋节之机，在宋巍的办公室及北京等地，多次通过宋巍给予刘卓志共计22万人民币。 牛志美是刘卓志的徒弟，完全学会了刘卓志玩开组织程序的技巧，其实牛志美本身就是这种技巧的自身经历者。由此看来，名义上组织部门是考察推荐干部的，实际上已经沦为“一把手”卖官的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是任命制，就会出现卖官行为，最好办法就是由任命制变为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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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熟悉的社会，要是忽然间变清净了，我会不习惯的

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1，45亿元，案件惊动中央。早在2007年，身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的罗亚平，就拥有22套房产，并且都分布在抚顺市华南花园、格林书香园、银河湾等高档社区，市值上千万（《新华网》8月22日）。 　　 　　22套房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抚顺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普通6层高的住宅楼，一个单元12户、一栋楼3个单元，这栋楼总计住户为36户。那么，罗亚平一人拥有22套，就意味着这栋住宅楼的三分之二都成为她一个人的了。一个职务仅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的罗亚平，竟然拥有几乎一栋住宅楼！如此一来，这里的住房需求怎么能不旺盛？这里的房价怎么能不高涨？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仅仅发生在抚顺，如果罗亚平仅仅是个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许很正常，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贪官必有多套住房”，似乎成为近年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中的一个铁律：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规划处处长陶建国29套住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16套住房（含1套经济适用房），另有别墅价值3000万元；而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在北京等地有35套住房，资产过亿，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创贪官拥有住房套数之最。假如有关部门将贪腐官员与所拥有的住房情况全部公开的话，大概没有那个贪官的住房套数会低于两位数。 　　 　　近几年来，每当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时候，一些利益相关者总会以住房“需求旺盛”的理由来阻滞。贪官拥有多套住房的事实说明，这种所谓“旺盛需求”是扭曲的，是难以见到阳光的。但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被扭曲的需求，支撑着一些地方房地产业的突飞猛进，支撑着那里的高房价，同时，使真正居住性需求的普通居民买不起房，租不起房，使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加。 　　 　　我国近几年来不少城市持续暴涨的高房价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一般都认为是资金、土地、钢材水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增加所致，实际上，这仅是原因之一，再说，要素成本上升对于房价的暴涨没有可持续性；而腐败因素推高房价却是客观存在，并且形成恶性循环：试想，一名腐败官员即可拥有数十套住房，那样的需求不是被扭曲了吗？被扭曲的需求传导到市场，从而增加投入，增大供应，建设住房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满足腐败需求、投机需求。这样的结果，除了漂亮的GDP数据以外，就是由这些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垄断租房价格，或者大量房屋空置，与民生需求越来越远； 　　 　　贪腐官员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现实表现在房价方面，著名经济学者叶檀女士认为，我国目前一些城市房屋价格，既不是要素决定，也不是由市场决定，更不是政策决定，而是有灰色收入资格的贪腐官员阶层决定的。据公开报道，我国每年有游离于统计系统以外的数万亿元灰色收入流入到商品房领域，即使再贵的房子也有人买，房价总是居高不下。这样的追涨预期，又反过来影响到地价上涨，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反调控舆论和涨价事实，使国家调控政策一次次成为“空调”，真正受益的还是拥有多套房的已经被揭露和尚未被曝光的贪腐官员阶层以及与该阶层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富人阶层。 　　 　　我认为，叶檀女士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不少大中城市，这些年来那些热销的楼盘，动辄几万元每平米的价格，真正都是谁买走的？恐怕没有人否认，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一些本地或外地的富豪和官员，而数以亿计的普通工薪阶层和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却很少。 　　 　　一方面是大量普通城镇居民靠几十年的劳动收入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却是每每被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却拥有几十套住房。在住房一再成为全社会关注热点的背景下，这样的社会现实，暴露了我国住房改革体制上的缺陷和政策监管漏洞。同时也充分证明，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打击投机投资性炒房和有区别的房贷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坚持调控不动摇，从制度上让囤房、炒房者付出更多的成本和更大的代价，腐败推高房价的行为才有可能收敛或得以遏制。 [稿源：红网] [作者：李季平]

中纪委刚刚开除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党籍，《环球时报》就精心炮制了一篇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这是一篇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文章，文章主张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文章说：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文章希望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文章更是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 《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但为当今官场泛滥的腐败公开辩护并不多见，看来这份报纸不打算穿上什么客观公正的外衣，完全是赤膊上阵了。堂堂的铁道部长掌管中国上万亿的国家投资大权，在位期间究竟敛财多少人民群众现在仍不知道，然而围着他转的一个女人两年身家就暴增了40多亿，他的部下张曙光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和巨款！而刘志军的责任不过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获取巨额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腐败负主要领导责任寥寥数语。《环球时报》不针对巨贪去深挖，偏偏要呼吁国人应该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而且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是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民群众对反腐早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面对日趋严峻的腐败现象，《环球时报》仍然公开主张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试问中国现阶段究竟贪腐多少算适度？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只要贪腐5000元就要立案！然而这条法律从未在官场执行。过去贪腐十万百万算适度，后来贪腐百万千万算适度，现在动辄过亿也算适度了！类似于刚刚曝光的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长期奸淫幼女算不算适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特别是很多党政部门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官相互的腐败集团。那些被查处的腐败份子，不过是从上到下的极少数牺牲品，腐败并不会阻得官员的升迁之路，因而腐败份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獗。 5月31日，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直指《环球时报》社论有关反腐败的言论是“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是谬论。 中青报更在网络版“中青在线”的首页上用大号字体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是《舍制度和民主外，反腐无解》，文章反驳《环球时报》社评称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观点，说对腐败零容忍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央领导人反覆强调的主张。中青报的评论还说，对付腐败的关键是以制度将权力驯服，除了制度和民主之外，根治腐败别无他法。 文章还说，在目前腐败如此猖獗的情况下，为腐败提供理论支撑和藉口，腐败更加难以控制。假如接受此论，不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文章最后说，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之后，《环球时报》编委王文更是亲自出马披挂上阵，矛头直指对当今当朝的腐败说事的“公知”。 王文回应称：像曹林等一批活跃人士愣是要往那个“宽容腐败”、“适度腐败”的方向去理解此文，除了秀出自己的理解力之外，恐怕是想当中国的“堂吉诃德”，想像一个大风车似的耙子，然后假装大战一番，接着再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 在中国，喊“反腐”一点都不稀奇，喊得再凶再狠都不稀奇，关键是要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公知”，天天喊民主，却不允许别人批评他们的民主；天天喊自由，却只允许自己胡作非为的自由，于是，“公知”近年来的公信力面临巨大危机，甚至变成了过街老鼠。我希望，“反腐”的呐喊不要重走“公知”之路，不要演变成只许自己喊不许别人分析，只认为自己的反腐论证是对的、不允许别人不同看法的新一轮公信力危机。 王文再次为《环球时报》辩护：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真正解决了腐败，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过早推行所谓“民主”的，腐败情况更糟。看看透明国际组织的“2011世界各国腐败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列的清廉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在70多位，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大体吻合，而像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都排在100位开外。 王文把腐败的话题引向了一群无权无势又无力的“公知”，显然是想封了“公知”的口。《环球时报》说腐败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根治，这是一个伪名题。从人性自私的观点出发腐败现象确实不能被彻底消除。但根除腐败的口号是谁发明的？诸如所谓的提高纯洁性、建立大公无私的官员队伍，这类违背人类天性的弥天大谎，早就催眠、蒙蔽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脑子，使人民群众都已经相信这种弥天大谎可以成为现实。 更具戏剧性的是，6月1日，头号官媒新华网也加入混战，并且炮轰《环球时报》“误国”！新华网称《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意思就是开导民众要“允许腐败”。尽管《环球时报》加上了“适度”、“攻坚战”、“综合发展”之类的言词，依然掩饰不了“允许腐败”的主旨。 针对《环球时报》向腾讯网发难，新华的评论称，何止腾讯，网易的标题就是“民间应允许适度腐败”。更为吊诡的是，环球网自己的标题，跟那个主编指斥为“恶意改成”的那个，一字不差。真不明白，《环球时报》想干吗？文章还称，《环球时报》向来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要有自负言责的担当。就算腾讯转载的时候，改了标题，那也无可厚非。这改后的标题，恰好就是《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的主旨，何错之有？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又不想对这个言论负责任。 民主当然也不能彻底根治腐败，但因民主制度下健全的法制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持续泛滥。诸如用纳税人的钱满世界办孔子学院，诸如惊人的三公消费，诸如所有政府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公共腐败，在民主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不会出现以公权积聚利益为特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特权阶层。香港如果没有一国两制，一把手的差旅费岂能让全体港人来审察？中国现阶段，许多被揭露的惊天大案要案，最终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谁在掩饰真相谁在靠谎言欺骗人民群众？ 中国人早已熟悉《皇帝的新装》，中国现阶段就是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现在只有老百姓觉得没穿衣服，而“所有的国王”却不以为然，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有任何意义。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贪官，又是扒皮又是点灯的，贪官照样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春风吹又生，只要实行的是封建的专制制度，贪污腐败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王朝更替，此乃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灭的真理。 中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是源于制度，要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必须要从改变现行制度入手，除此之外，任何反腐措施都是徒劳的，20年来越反越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要铲除制度性腐败，只有从铲除腐败的政治制度入手，否则依靠诸如“情妇反腐”“二奶反腐”，“日记反腐”，“小偷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 中国也需要培养更多有责任、有担当、可以独立思考、有辨识能力、敢讲真话的公民，更需要在政治上赋予公民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样的体制才会受人尊重，这样的国家才会大有希望。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特色”，“特色”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 (震撼)　http://l88l.blog.sohu.com/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5L i JS%s.C-EH 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h{9X%I\EX!p]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 I7sWu-f1d)lg }-_|K 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D#XLJT\o77460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T8yp;\4X,K77460警察：那你说多少？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9B C+|cY(f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 Rq"`v M-WF 警察：死了十四个！ VN"sy{J%P[7j77460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 那就是没杀净。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 k)X9YR 警察：你知道后果吗？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Sed b)m nxL'Z J 胡文海：（对警察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的给人家抵命。 RF9l`H#E?77460警察：后悔不后悔？ XLoHv$@}77460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K;pP*c @#v/ko%N 警察：你还想杀谁？ 4} X+Q6e@1}1f0[-s^77460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Q0N0r },J,A 警察：你为啥杀人家？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mUB[Y6_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 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 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水网博客——水业思想的集散地！\ C4u(yl)J0I2X 　　当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1bT u,N }9` W77460　　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开枪打 d1I!O*V/s&t$t"s77460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 4czP7u2y.Q{r*d77460　　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么些警察，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C7?A4OwH77460　　2001年的12 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今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yahoosinaer

醒世箴言，楼主眼力独到

《山东原副省长涉嫌卖官:县委书记据称标价30万》报道：日前，山东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据知情人士透露：黄胜任德州市委书记时卖官盛行，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黄胜任德州市委书记时，为一些房地产企业在低价竞拍土地、拨付城建工程款等方面大肆谋取利益，如德州一家新能源企业就在黄胜关照下，以低于当时地价三分之一的价格拿到大片土地；黄胜任德州市委书记时，其亲属成立空壳公司。几乎承揽了黄胜在德州能插手到的所有工程，包括市里的还有下面县里的，甚至小到市政工程中的路灯采购都不放过。 读黄胜贪腐点滴，可清晰看到这位黄副省长发展的动力。必然了，如此富起来的官员，对城市化建设发展必情有独衷。但与其说是为发展建设、是为拉动GDP，倒不如说这些狗官是在为自己寻找敛财之机！！！从河南某地公厕盖成大酒店，到南京香樟树栽了又移，再到眼下绵阳万达广场的摩天高楼都挡了来往的飞机。这一切的一切，还真难用科学发展统而观之。你说当官的都是憨种？都憨实芯了吗？怎么净干些老百姓众所周知的蠢事！！！你就看看你居住的城市，这环城公路修得蜘蛛似的密密麻麻，近年来城市道路成天价乱拆，哪个城市不是把路边草木路沿石换了一茬又一茬？最最关键还在于，对这种败家子，老百姓都恨得咬牙切齿。可这些官总能平步青去，官升得跟坐直升飞机似的。读《山东原副省长涉嫌卖官:县委书记据称标价30万》总算开了一点点窍：原来，只有大建设才能大贪腐，只有大贪腐才能暴富，只有暴富才有钱买更大的官，只有买更大的官，才能更迅速致更大的富！！！！！ 只是、只是不知道，那个叫黄胜的，到底花了多少银子买到副省长的位子？这黄金白银古玩字画女人，到底都送到了谁的手里？否则，就这么一个公然贪腐多年人所共知的巨贪，怎么能当上副省长呢？也许，这种怀疑也不能说得太早。毕竟“黄副省长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掌握证据不易”。

近段时间，官员强奸丑闻频曝，继四川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强奸女公务员陈佳后，广东鹤山再爆官员强奸丑闻市桃源镇委副书记张志青涉嫌强奸女下属，3月6日，广西师范大学正处级教授梁某，对女同事霸王强上弓。4月16日，又发生了海南东方市科技局局长卢某的强奸案...... 强奸案因违背妇女意志，可以说，其性质都是恶劣的，但恶劣中当然还有更恶劣的，所以才有禽兽不如、令人发指等词汇被派上了用场，如河南镇平原政协副主席吴天喜，强奸多名初中未成年女生，他相信通过采阴补阳之术，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继续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据了解，吴天喜的强奸案多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且其行为大多属于交易，吴天喜能被南阳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说明该强奸案的性质是够恶劣的。可刚刚从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的还是河南官员的强奸案，据案情看来，这位名叫李新功的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能死一次还不够，其性质恶劣，应当属于罪行滔天级的。 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是在2012年5月8日19时在永城市第三中学门口实施强奸时，被刑警抓个现场。公安人员抓获李新功后，突击搜查与案情有关的场所，在李新功办公室及车中查到与案件相关的工具和信息。据人民网5月26日报道，记者从河南省永城市委网站获悉，原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审讯，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 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中枢机关，承担着参谋服务、督导 协调和后勤保障的重要职责，发挥着联络上下、沟通左右和协调内外的重要作用。李新功身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其禽兽之作，无疑让他的顶头上司无地自容。据悉，李新功案件发生后，官方大为震怒，永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严惩，决不姑息。表面上似乎是对手下毫不留情，但却不难看出要尽快与李新功金枪捅出的窟窿撇清关系的背后意图。 李新功所立的“新功”，在官员的强奸史上，可谓是一座里程碑，让其他嫖幼、猥亵、强奸的官员望尘莫及。到目前为止，相关报道虽没有提供李新功强奸案更多的信息，但其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的人数，以及报道中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却证明李新功胆大妄为的作案手段，足以令人咋舌！李新功的人品如此下作，为何能被提拔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又为何敢在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任上，向众多未成年女性频频伸出黑手？且屡屡得手？个中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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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很现实啊，惯性很大啊

日前，中纪委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因其家财之巨，德州民间给他送了个外号“黄三亿”。另据知情人士介绍，黄胜每次视察，十有八九要和女性开房，与包养情妇的其他腐败官员不同，“他喜欢玩弄陌生的年轻女性，在德州期间，每到下面县里视察，一天中最后一个节目十有八九就是到宾馆里和女性开房。” 猛然一看，好像副省长黄胜专门喜欢玩弄年轻的娼妓。仔细一想又不尽然，既然是“陌生的年轻女性”，显然不只是专指娼妓，也包含那些与黄胜不曾相识的年轻女官员、女公务人员，甚至是尚未参加工作的女大学生，未成年的幼女。 试想，作为一名副省长，到宾馆开房后打电话叫来一娼妓作陪，这样的档次，恐怕不只是低级，相对与其副省长的身份而言实在是超级的低级，已经与一个普通的有钱男人不存在多少性趣上的差别。如果果真如此，相对于那些喜欢嫖宿幼女、嫖宿女下属、嫖宿女明星的官员而言，黄胜副省长的作风问题已经不是什么作风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男人好色的问题。 另外，投其所好是许多地方官员惯用的伎俩，面对黄胜副省长喜欢玩弄陌生女性的嗜好，恐怕“投黄所好”是许多地方官员难得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好好把握，坚持绝不放过的原则。 所以，黄胜副省长在宾馆玩弄的陌生年轻女性，恐怕其中为真正的娼妓者并不多，大多数应该是“特供食品”。至于这些“特供食品”是女官员，还是女公务人员，抑或是女大学生，同时又是那些人把这些“特供食品”贡献给黄胜副省长享受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认为这才是黄胜副省长玩弄女性的最大、最精彩的看点。 现在，官员玩弄女性的手段不断翻新，然而，像黄胜副省长这种“用了也白用”、“用后概不负责”的手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实在是高明呀！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黄胜副省长不为自己玩弄过的陌生女性负责，但是，总不至于每一位年轻女性均会以自己是在与副省长“玩”而倍感自豪和不计较任何的回报吧？那么，黄胜副省长玩弄陌生年轻女性背后，又是谁在为其的行为买单呢？其中是否也存在“日后提拔”等色权交易问题？但愿不是又一个让国人无法解开的谜！（程江河/文）

5月30日，环球时报发表震惊国人的文章《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在符合民众主流诉求的标题下，却有一些让民众跌倒的论点，有几点我真不敢苟同 一 ，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摘自环球时报） 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摘自环球时报) “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摘自环球时报），我不得佩服该文作者耍笔杆子的高明技巧慎密心思，他知道此言出口人们一定会拿毛时代来对比，所以早就暗示性的结果给读者，毛时代那只是一时清廉，但我还是想说：毛时代清廉不是一时，从建国算起是整整三十年啊，这时间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的时间基本相当。三十年是一时吗？是一个大时代，请不要不负责任的污蔑人家的成绩，哪怕人家有一万个不是. ""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摘自环球时报）。腐败是落后的产物，发展可以使腐败自然消失”这个论点我真的不是很敢相信，众所周知毛时远远落后于今天，为何觉那样清廉，而且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初始时，腐败已是很少见，只是越发展腐败就越严重，到现在民众眼里基本触目皆是，这不社会一直在发展吗？实际上可以说，腐败的蔓延之势头盖过发展之势头，照这样下去，环球时报预言发展的势头远远超过腐败势头、最后腐败因为空间压缩渐渐枯萎的理想是得难实现的。倒很有可能腐败阻碍断送了发展改革。 毛时代那样落后而官员觉那样清廉的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它与毛个人艰苦朴素清廉的品质、再加上因过往战争造成他个人绝对权威、合在一起所起的威射作用分不开。第二毛时代人们的政治思想自由的确几乎是没有，法制几乎也是没有，但在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下，老百姓对官员的监督还是相当有力的，比如大鸣大放大字报，民众可以在拥护毛前题下自由结社随意冲进政俯机关查抄，其实这里面就有民众对官员强有力的民主监督作用，这种民主是种暴乱无法制的，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阻碍了社会进步，但当时这种粗劣的民主的确裹进了几乎是全部基层民众参与，也成为基层民众当时行使对官员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权力手段，当然这些粗劣的民主方式今天绝对是不能用的，但也证明了那落后时代是用全民参与的民主在监督官员，才会有开国的清廉三十年。 对于文中所例举的“印度、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情况我没什么了解，百度了一下资料也不是很多，大概这几个特征，第一个这些国家比较穷，基层民众没有政治主张观念参与意识，只要富人给一顿饭就会按富人的意识投票或者参加政治活动。第二法制很不健全，其实这二点也恰恰证明了很多基层民众排除在民主门槛之外，没有社各阶层、绝大多数民众参加的民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就有民主制度那也是摆饰，民主制度是个大众化的游戏，就需要大众来参加，没有大众参入民主也无法真正实施对官员的监督，靠官员来监督官员那是靠不住的。也许正因为有国人“突出痛苦感”的敦促，中国2011年还免强保住了世界清廉第七十五位，如果全民麻木还不知咋样子。 本文作者嗔怪中国民众少见多怪，“。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我反过来又欣慰地想，有痛证明就有知觉有觉悟，那么中国民众的民主觉悟就高于文中所例举的`民众麻木的民主国家，他们都民主了，我们应该也可以尝试民主了，像乌坎村的民选不但国人就是世界都为之眼睛一亮、情绪一振，至少我们也可以像搞经济特区一样搞几个民主特区，逐步积累经验往内地深化，或者政协人大直选， 中国出现如此腐败的原因是改革中的决策失当，因为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是对物的改革，而不是对人的改革，物已经是庞然大物了，而人还是过去那个小孩子，没长大多少，有的还批评说人退步了，这么小这么幼稚的人怎能驾驭如此庞然大物，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把人们的思想往钱眼里导向。改革没有开发出让社会凝聚的新的思想价值观，人们又匆匆忙忙丢掉了原来共有的社会价值观，每个人就像一个失魂游荡的幽灵，现在社会可以说是物已经控制了人. 在毛时代以政治为中心，全民都参与政治运动，当改革成功把民众思想导入经济时，便没了政治运动，当然这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民政与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政治成了一个脱离民众'没有民众实际监督的独立王国，在一个权力导向型的国家，权力有更多优越接近财富，官员也是凡人，全民经济化的浪潮下官员岂能独善其身，再加之没有强有力的民众监督，官员腐败是水到渠成了，当民众回首时，官员腐败已成满目疮痍，不堪回首，距离产生的不是美，是不信任是疑虑。中国下一轮改革重心要在对人的改革上，否则稍晚将可能无力回天. 中国下一轮的改革应当是重点对人的改革，对思想的框架放宽，让民众拥有政治话语权，真正落实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教育改革。 我近几年在江苏泰州的五六家大型船厂流转打工，船厂是以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五六家船家的民工之总和有四万左右吧？侵犯民工合法权利的事简直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最不可思义的是，有好多民工被严重侵权了，还以自以是劳资谈判中的胜利者而洋洋得意，跟他们说法律，他们基本是回答是法律屁用，与他们讲民主更直接回答“我又做不了官，不关我的事。”可问题是法律是把神剑，大家都不敬奉它就会失去灵气，大家都不使用它就会生锈腐蚀成破铜烂铁，民主是更需要大众参与的，没有大众的参与民主与专制没什么二样，中国人的素质现在还是很是参差不齐，有的人已经高喊要当家做主，有一些基层民众还依赖极权做他的当家娘主心骨，中国实行民主初始，这些没有民主意识的基层民众很有可能会被自然排除在民主门槛之外，还可能会成为很多富人政客手中操作的工具。所以中国的初始民主对腐败药到病除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会有新花样的腐败产生，但随着人们的民主素质的提高，民主是治愈腐败的最终良药，中国当务之急是要从教育改革，摒弃党政奴化教育，让人们树立自己是国家主人思想意识，要让人们理解到是人们的集合意志组成国家意志，执政党是执行人们的集合意志，而不是人们执行执政党的意志。 二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摘自环球时报）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摘自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此语一出，如同石头缝里一声炸雷，惊的人们目瞪口呆。 “允许”从法律范畴而言就是合法行为，合法行为就受法律保护。比如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其实这就结婚的允许的最小年龄，也就是男的到了二十二岁，女的到了二十岁有权决定结婚，不受非法干涉。假设法律允公民持有毒品五克以下，那么五克以下持毒是合法行为，按环球时报论点推论，民众允许官员一定腐败程度，那么官员一定的腐败是合法行，不得查处不得侵犯不得举报，举报人查处人就是犯法，那么官员对上访者举报者更加可以任意抓捕。环球时报你知道你说的什么吗？叫基层多么民众恐怖吗？你在给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寻求法律保护。 其实从人类文明产生到现在还可能到未来，很多违法犯罪行为就无法根治，比如杀人、盗窃、抢劫，……这些犯罪在历往的朝朝代代、现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有。也是无法根治的，为什么没听环球时报说要对这普通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允许”呢？而独独提出对腐败就要允许一定的程度呢？难道仅仅因为腐败犯罪的主体是官员是特殊的权力阶层吗？ 环球时报说腐败无法根治，就要给它一定的允许程度，这就好比是对受害人说，你既然被他强行性侵了，就干脆不如做他小妾算了，这是一种多么荒谬可耻的逻辑，多么叫人心寒的言语。无法根治的犯罪现象，民众就从来没有允许过，腐败犯罪比其他犯罪而言更具有危害性，第一，普通犯罪的主体一般是普通公民，没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庇护，很容易受到法律的公正严厉处罚，而腐败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官员，持有权力的特殊阶层，很容易受到社会潜关系的庇佑，第二、腐败的直接后果可以导致国家的颠覆，民不聊生，所以民众更加痛恨于腐败犯罪。 我做过的船厂合起来有四万民工左右，一说腐败每个民工都是失望痛恨的，从来没听任何一个民工说过允许腐败，民工是最不关心民主法制的群体尚且如此痛恨腐败，其他群体就不要说了. 近年来废存死刑一直在辩论，而真正在大多数民众心中跨不过坎就是对腐败分子免除死刑这块，虽然实际上法院对腐败分子很少死刑了，但民众还是咬住对腐败死刑不松口，可见民众从未对腐败分子达成谅解，所以就算腐败一时无法根治，但民众从没允许过腐败存在，我不知道环球时报有何证据证明民众对腐败能允许一定的程度，你既然知道腐败使举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与迷茫”那又何来的民众对腐败允许的程度。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允许指数是零。 中国的法制也是对腐败程度零容忍，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 宪法 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 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宪法如此铿锵掷地有声的宣示，又何来腐败程度的允许。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些官员已经是法律顶端边缘的人，有的一只脚已经站在法律之外了，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拥有实际特权的群体，如果再在社会法理上给他们以腐败犯罪的特权，那他们的权欲会更加恶性膨胀，无法无天，只要民众容忍了腐败分子一，他们就会贪婪地要十，如果民众容忍他们十，他们就会贪婪地要一百，会很快到达民众忍无可忍的程度，国家界时不但环球时报提出的小指数值容忍荡然无存，甚至国家会崩溃会解体，难怪环球时报此言一出，就有位学者放言，“前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就是其喉舌真理报，如果中国解体罪魁祸首就是环球时报。”。 当然如果环球时报这种“民众允许国家一定腐败”的言论，不代表执政方面，不以代表民众自居，仅作为个人的思想学术自由权，我尊重你这种学术自由权，因为学术是作为一种很可商榷思想是毫无权威的，人们有权辩论、有权抨击、有权置之不理让它成为垃圾，当然人们也有权普遍接受成为社会强制约束的一种，学术只要不是分裂国土、种族岐视、反仁类的应当有权自由传播，即使像环球时这样与宪法相抵触的，但这种自由权不希望只是国家权威媒体环球时报享有，而是每个公民都同样实际享有. 最后，我还是重申，中国民众对腐败从来没有达成过谅解，法律对腐败就从来没有允许过，请环球时报大老爷搞清楚。 附 环球时报：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攻坚战 正文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美国成中国退休官员晚年的天堂 ――在美国碰见原某部委认识的领导而产生的思考！ 汪华斌 今天我没有事，就带孙子去公园玩；谁知道这公园竟然是华人的聚集地，好多华人都在这里散步或带孩子玩。更为碰巧的是，我竟然在这里碰见了原先我曾工作过的部委领导；就连忙上前问好。结果大家都认为世界真小，我们竟然在美国这里又碰见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探亲，可人家的儿子早就帮他申请了绿卡；所以他两口子现在是在美国居住而不是探亲。我就说他真的好命，老了能到美国这空气好的环境生活。他竟然说当初我认识的一些老人，现在大部分都来美国了；如某某在那个州，还有谁就在这附近。他说这还是有绿卡的，没有绿卡正在申请的更多；所以他们那些退休领导的孩子基本没有在国内的，所以退休后肯定也就不会在国内生活了；这就是当时的那批官员。 这时其他的华人也上前说自已是那里人，原先是什么单位的；我一听。除了一些老师外，竟然大部分是各地的官员；他们有的是已经办了绿卡，有的是还在申请中；所以大家在一起很熟悉，因为大家经常见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大部分是在这里买了房子；所以有人在这里成为了朋友，因为他们的后半生估计就要在美国过。 我去年曾说过美国社会的环境好，空气的确好；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不担心食品安全，因为假冒和有毒的产品不会来到你身边；所以不担心毒害事件的发生。当他们听说我准备带孙子回国时，他们竟然不理解；为哈要往毒害的地方去呢，在美国这里是多安全呀。 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思考，为何我们社会的官员在领导岗位时是追求亮点而不是经济和环境；如果他们早就有容身之处呢，那他们是不是有目的而为之的呢？ 在这时我又想起了我为家乡的引进，结果农村领导全部拒绝；因为我引进的全部是生态环境，而不是房地产；自然我的引进被拒绝。因为房地产大家都有钱，最后子女到美国；官员退休后也可以到美国，而我们那被破坏地环境是没有能力出国的人生活；因为破坏环境的人并不需要生活在这里。而美国这环境就是养老的好地方，所以到美国来养老的人还真的能长寿；因为不担心晚年会有癌症等环境之病上身。 我同样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何我们社会的官员对老百姓是那么冷漠；原来人家退休后根本不会在你老百姓身边，人家退休后生活在国外了；所以不存在人情概念，因为我们的官员不需要人情。看他们现在这样讲人情，我咋也不明白他们有权力时是如此不讲人情。如我们单位的下岗运动，就是领导们晚上思考出来名单；早上交下面的人去办，根本没有任何人听下岗之人的申诉。 我不知道我们社会究竟有多少退休官员在国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退休官员有美国绿卡；但这样多的退休官员在美国是事实，说明他们在岗位时就有到美国生活的打算；不然为何他们的孩子都在国外呢？ 本来现在是地球村地概念，在什么地方居住不应成为问题；但我们社会就是问题，环境是大家地共识吧。 如果我们法律追究永久责任，我们退休官员也要承但当初地决策责任；那我们社会是不是环境会好一些；对老百姓的苛刻是不是也要缓和一些。 但我们社会没有如果，因为提升后就没有责任了；所以我们社会破坏环境的半拉子工程还不少。如果不是提升后不管原来的事，可能我们社会的损失还要大。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们社会的确没有美国社会的环境好；这是事实。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我们破坏环境是留到别人生活的吗？ 我现在才知道我们社会的裸官，原来就是在岗位时将全家人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能随心所欲，就连对老百姓的冷漠也能无极限。当初对我打击报复的年轻领导，那时就将孩子送到国外；估计人家退休也会在国外生活吧，所以才有当时无人理解的非人情行为呀。

嗨！！！！！！！！！！！！！！

swycw1001

这就是中国特色啊！！！